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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临终遗言:“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时间:2019-02-22 15:17     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胡丹      点击: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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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阳明的伟大理想,一定是用他的心烛,点燃世界的火炬,而不是在那小小的角落里,保留一星火种(也就是他说的“此心光明”)。

王阳明临终遗言:“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图语:王阳明先生】

  “此心光明,亦复何言!”王阳明先生何以这样说?作者通过阳明先生一生的经历来为我们解说阳明先生的临终遗言。

  这句话既是一种人生态度,也是一个人生故事。阳明先生是明代思想家、军事家、文学家,陆王心学的集大成者,中国少有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者,然而,在中国没有方向的舆论场中,他的身世和清誉却也是大尺度地沉浮,曾经高达浪尖潮头,也被人置于水底泥沙。

  明史学者胡丹的这篇文章,或许能够帮助我们读懂阳明先生、读懂中国。

  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57岁的王阳明在两广总督军务时,旧患咳痢之疾突然加剧。他有很不好的预感,于是在上疏“请告”(请求离职)后,不待“廷报”,就自作主张,坐船自梧州经广东韶、雄北行。打算一边等待朝廷批准,一边往家赶。当他离粤时,门人布政使王大用害怕路上有变,专门为老师备了副棺材,随在舟后。

  十一月二十五日,舟逾梅岭至江西南安。府推官周积闻师至,前来拜见。阳明起坐,咳喘不已,自谓“病势危亟,所未死者,元气耳”。由于病势骤剧,阳明在南安一停五日,无法前行。至二十九日辰时,召周积入舟,已不能语。久之,开目视之说:“吾去矣。”

  积泣下,问:“先生有何遗言?”

  阳明微哂道:“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顷之,瞑目而逝。(《阳明先生年谱》)

  上面这段记载十分感人。阳明自知不起,召门人来见,当是有所交待,不料话到嘴边,却不禁自笑(“微哂”), 一个字都不想说了,唯带着一颗光明开悟的心离去。

  讲学家似不当不言。然阳明临终,因何欲言又止?“微哂”之意何在?他生命最后时刻的这一幕,十分关键,但历来讲解者多不得要领。本文且就着“言”与“不言”的引子,从阳明后半生深溺“言不信之地”的境遇,对他的临终遗言作出分析。

  一

  临终前,阳明可能已预知到身后将发生什么。微微一哂,其实是无声的苦笑。

  在去年(嘉靖六年)五月重获起用前,阳明在家赋闲已达七年之久。

  自“今上”即位以来,不断有朝臣推荐他,有荐他入阁的,有荐他总督三边、出掌兵部的,可皇帝一概不准。这次命他往征粤西,也是事出无奈。盖因思恩、田州迭遭土官之乱,朝廷调集四省官军围剿,终是师老无功。这才从大学士张璁、桂萼之荐,准他出山,去西南几千里外料理这件棘手的烦难事。

  阳明深知皇帝对他有成见,但可能不知道成见的症结何在。他与那位二十出头的年轻皇帝,一次都没见过,如何让紫禁城里的最高统治者心生厌憎的呢?

  过去几年,时局纷扰,为了由外藩入继天位的嘉靖皇帝生父母的封号问题,吵得天翻地覆。在这场名为“大礼议”的政争浪潮中,原首辅大学士杨廷和下台,保守派阁部大员或贬或逐,而皇帝的支持者、被称为“议礼新贵”的张璁、桂萼辈强势入阁,“赞礼派”纷纷跃居高位。

  参与大礼议的活跃人物,多有阳明的门人和好友,他们对大礼的态度,并不一致。如好友席书、霍韬与门人方献夫、黄绾、黄宗明等,“以议礼得幸”。为此翰林院编修王思公开宣称,“羞与同门方献夫为伍”;邹守益、王时柯等门人还参加了嘉靖三年著名的左顺门哭谏事件,为此遭受廷杖,王思受刑不过,被活活打死!

  当朝臣因为议礼而分裂时,在越中大开讲席、声望日隆的“王夫子”,却采取了刻意回避的态度——大臣霍韬、席书、黄宗贤、宗明等“先后皆以大礼问,竟不答”。

  当时赞礼派遭到激烈的反对,处境艰难,急需理论支持。阳明不言,他们从宋儒欧阳修那里找到了依据。当“大礼”尘埃落定后,欧阳氏乃被抬入孔庙陪祭,得到当世的巨大报偿。不妨设想,假若阳明趁时而鸣,公开发表赞礼意见,力挺急于当孝子的皇帝,他将得到什么?反过来再想,他讲学名气那么大,却在大家争得不亦乐乎时,一言不发,又会给皇帝留下怎样的印象?

  阳明受命起复后,在给霍韬的信中,针对他“不言”的质疑回应说:“往岁承你以《大礼议》一文见示,那时我方在守丧,心中虽然赞同却不便奉复。既而席书也有信来,使者非要拿到回信才肯离去。我不得已,草草作答,大意认同其说,只是认为,其时典礼已成,当事者(即保守派)未必能改,言之徒益纷争,不如姑且相与讲明于下,等信从者多了,再缓图之。”

  霍、席皆为赞礼健将,也是阳明好友。从阳明复书可见,他对前者是持同情态度的。他不发声的原因,除了典礼已成,再言徒益纷争,还因“议论既兴,我身居言不信之地,不敢公言于朝”。

  阳明置身事外,比局中人看得更清楚:两派所争,明为伦理,实为权利。他的表态将无济于“明理”,只会帮助一派人击败另一派人,而无论如何,他的一部分弟子和好友都将受到伤害。他希望大礼之争,能“委曲调停,渐求挽复”,而不至决裂,朝政大坏。

  在权势之争中,理常输于势,对此阳明有切身之痛,作为受害者,他形容自己“身居言不信之地”。

  二

  阳明不是生来就老成能忍之人,即便在壮年,经历了三年“龙场之谪”的磨难,依然不失豪爽之气,有话辄说,有屈即辩,这是他的本性。

  在好友陆深为他父亲王华所写的《海日先生行状》里,记了这样一件事:阳明得罪大太监刘瑾遭杖谪后,王华也因不肯向刘瑾屈服谄媚,被勒令致仕。这时,有人拿王华同年好友之事做文章(古人称同科中举者为同年),对他加以诬毁。人们劝王华上疏自白,他却不然:“此事因我同年而起,我若辩白,是讦我友矣。谣言焉能污我哉?”竟不自辩。阳明复官回京后,听说了这件事,很替老父不平,便要具本奏辩。王华忙驰书制止他,说:“你以为那是我平生大耻吗?我本无可耻,你却无故攻发我好友的阴私,反为我求来一大耻。”他还批评儿子说:“别人都说你的智慧过于我,我还真不信呢!”

  此事详情已不可知,但阳明既急于替父澄清,则定是关系到王华声誉的大事。可是因为牵涉到同年好友,王华不愿令旁人蒙羞,遂采取了清者自清的坦然态度。

  那时阳明年近不惑,且在贵州讲学,已揭出“知行合一”之旨,开始获得较大的反响。可在这件事上,还是不如其父开霁大度。心知不平,便要鸣,道理不明,便要辩;鸣与辩,即是行。从其盛年激扬,到临终纵负万千枉屈,亦一言不辩,唯以光明开示后人,连接这两头的,正是他十几年的入世与修行。在这个过程中,阳明深感“居言不信之地”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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