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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文史合一”的美学典范

时间:2016-09-10 17:19     来源:文艺报     作者:穆陶      点击: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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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中华民族美学传统的探讨与省察,必将有助于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激活中华文脉源流。这是时代的需求,也是对《史记》这部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巨著,加以审美探讨的意义所在。

《史记》:“文史合一”的美学典范
【图语:《史记》】

  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中华民族美学传统的探讨与省察,必将有助于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激活中华文脉源流。这是时代的需求,也是对《史记》这部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巨著,加以审美探讨的意义所在。

  自西汉以降,至于唐宋明清,学者对《史记》的评说,代不乏人。新中国成立以来,《史记》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在对其思想文化与艺术美学研究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果。然而对其蕴含于其中的批判精神和英雄主义审美观,则少有深入探讨者。拙文拟以司马迁的时代与思想为考察起点,着重就《史记》的以上两个方面加以讨论。

  《史记》的美学意义及其影响

  《史记》既重视“实录”,又重视文采。孔子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文采,是美学的重要内涵,但它并非单指辞藻之美,其主要含义,乃在性情深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了“文附于质”的概念,他说:“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又说:“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性情。”(《文心雕龙·情采》)这里所谓“性情”,即指思想感情。思想感情为“本”,为“质”;文采为“花”,为“叶”。花叶繁丽,黼黻成章,便成文采之美,但与思想之“质”是不能分离的。否则,“繁采寡情,味之必厌”。(《文心雕龙·情采》),《史记》的美学特质在于,作者的思想感情,激活了作品艺术美的源泉,于是奇思曼想,流宕而出,豪情远致,涌于笔下。《史记》审美的文学意境,即由此产生。某些篇章如《刺客列传》《游侠列传》,其中人物描写,已是小说境界。这对于后世文学的影响,尤其唐宋传奇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至于对散文的影响,文献记述在在多有,唐代著名古文家韩愈、柳宗元对《史记》推崇备至,甚至作为学习的规范。“退之所敬者,司马迁、杨雄。”(《柳宗元集》卷三十四,《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书事》)。韩愈说柳宗元的文章则谓:“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崔(骃)、蔡(邕)不足多也。”(《刘禹锡集》卷十九,《唐故尚书礼部员外郎柳君集记》引)。柳文渊源所自,以《史记》为多,这从柳宗元自己的话中也可找到证据,他曾说:“参之太史,以著其洁。”(《柳宗元集》:《答韦中立书》)所谓“洁”,有简明峻洁、奇崛幽逸之义,柳文承继《史记》散文之美,可读而知之。更为明显者,为宋代欧阳修撰写《新五代史》, 祖述马迁,宪章《史记》,深得后人评赞,清代学者吴德旋评《新五代史》说:“事外远致,《史记》处处有之,能继之者,《五代史》也。”(吴德旋:《初月楼古文绪论》)《史记》的艺术美学对后代小说与戏剧的影响最为深巨。中国小说的产生与发展,本与历史有着最为密切的关系,已如上述。《史记》作为正史域界中的高峰,历史与文学合融,为文艺美学铸就了一座空前的丰碑。中国古代小说,多搜逸猎奇之作,载于逸史中的故事,加以点染幻构而成小说者,当首推产生于战国时期的《穆天子传》,学者马振方先生谓为“我国小说的开山之祖”,洵为确论。(马振方:《中国早期小说考辨》)艺术想象是小说构成的显著特色,《史记》中所写诸如李广射石没羽,秦始皇使者遇山鬼……皆以虚构手法出之。其中许多人物故事,为后代小说、戏剧所借用,为文艺美学的广大领域,开拓了灿烂的文艺景观。清初金圣叹将《庄子》《离骚》《史记》《杜工部集》《水浒传》《西游记》,称为“六才子书”而加评点,《史记》的文艺美学意义得到了更加深入的印证。他把《史记》与《水浒传》加以对比,认为《水浒传》是参照《史记》的艺术手法来写的,他说:“《水浒》方法,都从《史记》出来……若《史记》妙处,《水浒》已是件件有。”(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他还拿出许多篇章来,两者相互对比,以证实《史记》对《水浒》的直接影响。《三国演义》承袭《史记》之处更为明显,如《史记》写楚汉之战垓下之围,汉将追项羽,“项王瞋目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这种夸张的文学笔法,便为《三国演义》所借用,写张飞长坂坡拒曹兵,喝断桥梁,实为同一笔法。毛宗岗对此颇有体悟,他说:“《三国》叙事之佳,直与《史记》仿佛。”甚至《儒林外史》《红楼梦》,也明显受到了《史记》对人物描写的影响,戚蓼生在《石头记序》中说《红楼梦》是“稗官野史中之盲左、腐迁。”(盲左指左丘明,腐迁指司马迁——笔者注)由以上可见后世小说受《史记》影响之一斑。

  《史记》对中国戏曲的影响亦备受关注,它载有的大量悲壮、瑰奇的故事和生动传奇的人物,成为后世戏剧家理想的素材宝库。从元代杂剧到明清,如《赵氏孤儿》《萧何月下追韩信》《卓文君》等等,无不脍炙人口,代代流传。

  清代杰出史学家章学诚对《史记》的评价是:“夫史迁绝学,《春秋》之后一人而已。”“范围千古,牢笼百家。”(章学诚:《文史通义》)其评价之高,实为中华文化史所罕见!

  扬善贬恶的批判精神

  历来儒家是重视“温柔敦厚”的,某些学者尤以“致中和”为倡导,留下了许多不遗余力亟亟追求的话语记载。司马迁崇尚孔子,服膺儒学,他的批判精神从何而来呢?这需要对“中和”加以解释。在封建社会处于阶级矛盾加剧的时候,统治阶级及其学者,往往将“中和”思想说成是儒家思想的本色加以提倡,目的在于缓和阶级矛盾,拯救社会危机。其实这是后世俗儒对于真正孔、孟儒学的曲解,真儒学在孔孟那里,是重视道义担当的,并非只是一团和气,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怨刺,兴寄,是诗的要义,也是孔子在《诗经》中提出来的美学观。“中和”哲学思想的产生,其基本出发点应是关于人生道德的学问,扩张而成为“礼乐制度”,便是统治阶级的封建礼教了。《礼记》强调“礼乐不可斯须去身”,“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礼记·乐论篇》)礼乐的教化功能,意在培养人性的善美,而“礼乐制度”则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试想,在封建体制的汉代,皇帝贵族能对被统治阶级的民众做到“揖让而治天下”吗?当然不可能。因此,所谓“中和”,所谓“致中和”,用之于人性教化则可,用之于政治权术则伪。西汉初年,司马迁生活的汉武帝时期,其社会景况足以说明,阶级矛盾与阶级对立的实际,与人际和谐、社会有序的“中和”美景,是多么的不相协调。

  司马迁所处的时代,离汉朝建国60余年,国家内部虽经“文景之治”,社会民生有所改善,阶级矛盾有所缓和,但到了汉武帝时期,对外征伐,战争频繁,朝廷内部则歌舞升平,封建贵族与农民阶级的矛盾逐渐加剧,贫富差距拉大,阶级对立的社会矛盾无时不反映在社会生活之中。《史记·孝武本记》载:汉武信神仙方士,求长生不老之方,数度登山渡海,以求仙人。为接纳神仙,不惜大兴土木,建柏梁台、建章宫,“度为千门万户,前殿度高未央,其东则凤阙,高二十余丈……”唐司马贞《史记索隐》评汉武帝道:“耗彼中土,事彼边兵,日不暇给,人无聊生。”(《史记·孝武本纪·索隐述赞》)这就是司马迁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穷奢极欲,百姓则到了民不聊生的程度。为了麻痹民众,化解人民的不满情绪,贵族高层倡言“中和”,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适应时代需求。 孔子作《春秋》,是承认历史变革的,深寓发扬王道、扬善惩恶之义。“《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史记·孔子世家》)由此看来,儒家思想并非全是“中庸”,在孔子那里,早期儒学,变革的思想是早就存在的,并经受了历史风雨的考验。《易·革》所说“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哉!”这种变革的思想,是为孔子所称道的。当时“革命”一词,主要是变革之义,革者,变也;命,指天命。新旧更替,是自然规律(天命),也是社会发展的规律。司马迁十分崇仰孔子,他在《孔子世家》中称赞孔子说:“高山仰之,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他继承了孔子与孟子的“仁政”思想,但对于当时董仲舒所倡导的“君权神授”及阴阳五行学说并不赞赏,“他不受西汉经学的拘束,更不受阴阳五行学的影响。”(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二编》)他曾经游览各地,访查民间史籍与历史异闻。可以想见,对于百姓疾苦,社会民众的心声,他是有所了解的。再与他个人的不幸遭遇联系起来,促使他的思想感情,同情民众,嫉恶扬善,使《史记》的叙事融入了批判的锋芒。范文澜说:司马迁“著史记不是为了阿世,所以敢于用直笔”(《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二编》)。这就是《史记》所以富有批判精神的内因与外因。

  《史记》的批判精神,首先表现在其对历史人物的态度与评价上面。历来评说《史记》者,多将其写作优点归结于“实录”,班固最赞赏此点,他说:“迁有良史之才……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所谓“实录”,实在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如果实录是指记录一个朝代所发生的重大事件,类似于大事记;或记录帝王的生活行为,类似于“起居注”,这叫“良史”吗?显然不是,因为某些官修史书“实录”而不实的事情,在在多有。烛影斧声,出自宫廷,疑案隐情,难究其真。故“信史”而不信的原因之一,便是由“实录”造成。只有对《史记》的“实录”加以正确的理解,才能真正明白《史记》的美学意义。司马迁自己说:为了不辜负先人所言,将“汉兴以来,至明天子”的种种“圣德”记录下来,这是他分内应该做的。接着便表示:“余所谓述故事,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史记·太史公自序》)这段话,历来研读《史记》者鲜有论及,今特拈出,略加辨析,以便进一步探讨《史记》美学的真实面貌。

  “述”是记述,“作”是创作,两者含义不同。《汉书·礼乐志》谓:“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明圣者,述作之谓也。”司马迁在序言中,通过与他的僚友壶遂的对话,公开表达自己写作《史记》的态度是“述”而不是“作”,这是颇有深意的。无独有偶,孔子也同样说过“述而不作”的话(《论语·述而》),但是,《史记》的美学内涵与笔法,却恰恰是极具思想个性的前无古人的“一家之言”。笔墨之中,饱含感情;述往思来,深寓褒贬。这怎么能是“述而不作”呢?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一部史书能起到这样的作用,产生这样的效果,不是对古史记载照本宣科就能达到的。司马迁崇拜孔子,信奉《春秋》的“微言大义”,并以此作为自己修史的目标,其中因缘可想而知。他继承了孔子的“春秋笔法”,创新了记事结构,寓褒贬于叙事之中,彰显了《史记》的批判精神,这是除孔子之外无人做到。

  《史记》的“实录”,不是照录历史记载。《史记》没有为“实录”所囿,而是作者以自己的史识与思想感情,将前至远古后及汉代的史籍与逸文,遍加搜拣,辨伪存真,将史识与思想交融,感情与文采联姻,方才成就了一部具有艺术美学价值的文史巨著。因之,《史记》的美学意义非因“实录”而生,乃因性情而贵。那么,司马迁的性情是什么呢?可用八个字概括:发愤为雄,疾恶扬善。他自己说:孔子作《春秋》,屈原著《离骚》,左丘明写《国语》,都是“发愤之所为作”,目的是“述往事,思来者”。(《史记·太史公自序》)他的意思是,自己写《史记》的心情和动机,是与孔子、屈原、左丘明相等同的,这是真实的自述。孔子以“至圣”之材,当时周游列国,厄于陈蔡,抱负无施展之地;屈原志洁行廉,才华盖世,一腔爱国热血,空洒汩罗之江……司马迁想到自己,本来心怀为国建功立业之志,却因“李陵之祸”而被处宫刑,这对他“发愤而作”的心理影响是必然的。 但要明确,他的“发愤”,并非只是对当朝皇帝汉武帝的愤恨,而更多的是对自己不能实现理想抱负而产生的“孤愤”之愤。明于此,便知他以发愤为雄的意志,疾恶扬善的情怀,将《史记》作为“名山事业”,以“思来者”,已经显现了他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积极的进取精神。

  尚勇重义的英雄主义审美理想

  审美理想是作家人生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司马迁的审美观,以取鉴于《春秋》为多。他在《史记》的《太史公自序》中说道:“《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又说:“《春秋》采善贬恶……非独刺讥而已也。”所谓“非独刺讥”,实际就是有刺讥,只是“非独“而已。史谓“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便显示了《春秋》的“刺讥”内涵。《史记》所取素材,当然不会离开六经、诸子,但司马迁似乎很重视传闻逸史,他说:为写《史记》,“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文选》卷四十一)《史记》中出现的那些民间下层的慷慨侠义之士,舍身报国英雄,无不寄托着作者的审美理念。他继承了儒家的“仁学思想”与“浩然之气”,发扬了《春秋》扬善贬恶的“微言大义”。

  司马迁生活在西汉初期,其时儒学盛行,他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其思想之倾向性,表现于《史记》中,便是对国家命运的强烈责任感和对贤能义士的高度赞扬。这是一种英雄主义的审美观。学者韩兆琦在《史记评议赏析》一书中说:“司马迁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已经去世两千多年了,但《史记》作为一部杰出的文学著作,作为一道光辉夺目的悲剧英雄人物的画廊,似乎是直到解放以后才逐渐被人们所认识,这是一个直到现在还应该进一步研究的课题。”诚哉斯言!愚以为,《史记》的美学特征,重点体现在所传写的人物上面,即在于艺术地、深刻地对人物的营造刻画上面。人物是构成历史的主体,也是美学由以生发的根源。《史记》的叙事,通过运用曲折的情节,以英雄的事迹、特异的色彩,来刻画人物的精神世界,体现人物的价值观,读来回环跌宕,沉雄悲慨,迥然自成气象。《刺客列传》写荆轲刺秦王,知道此行无论成功与否,自身必死,行至易水之上,送行者皆哭,他和乐而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是对壮士的颂歌,也是对英雄的慨叹。值得格外注意者,是《史记》对社会下层平民人物的传写。封建社会的史书,多是帝王将相的“功德”记录,而创各种人物的记传体例,并将社会下层人物的事迹以重笔写入史章而成系统者,当自《史记》始。这不仅为后世的史传书写体例提供了重要经验,更是标志着一种新的审美史观的诞生。这些被司马迁写入历史的社会下层人物,人虽寒微,却具有尚勇重义的节操,他们或为家国利益而拼博,或为理想而奋斗,不畏限险,敢于牺牲。如写身为农奴,为人佣耕的陈涉,为改变被奴役的生活命运,在起义抗秦之前,曾辍耕于陇上而叹曰:“苟富贵,无相忘。”这一伟大的社会理想与号召,给人们带来的是多么深刻的历史反思!鲁仲连是一个无职无权的士子,但他“好持高节”,“高才致远”(《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当时秦国强盛,称霸六国,恃强凌弱,屡犯他国疆土。这时秦出兵围赵,赵迫于压力,欲尊奉秦为帝。这等于是向秦国屈服,承认秦的霸权地位,实际上就是纵容了秦的强横。鲁仲连以为不可,他为赵国画策,施以外交手段,终于迫使秦国退兵,赵国得以保全。赵国感恩于鲁仲连,欲封他官职,他不受;又赠他千金,仍不受。说道:天下之士所以为贵,就是为人做事,不是为了获取利益金钱,否则,“是商贾之事也!”遂辞别而去(《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为了受害国家与受害人民的利益,他谋击强权之秦,这无疑是正义之举,而又拒受名利,这是何等精神?尤其把看重金钱的行为,说成是“商贾之事”,并大书一笔,从中所道出的社会理念和道德审美观,两千年来人们一直在深思。司马迁不惜笔墨为一个普通士子专门立传,其思想感情是不言而喻的。

  西汉著名文学家杨雄评价司马迁:“子长多爱,爱奇也。”(杨雄《法言·君子篇》)对这一“奇”字,历来众说纷纭,多数认为指司马迁评判人物,选定篇章,著重倾向于奇人奇事,尤其重在建功立业品行特殊之人,这是不错的。但细按《史记》内容,具体加以考察,便不难发现,在《史记》130章、53万言的篇幅中,专写人物的列传的字数,占全书百分之七十,在这些人物中,尚勇重义的英雄人物,往往令人印象深刻,感慨难忘。这是《史记》有别于其他史著的重大特色。在因《史记》而流传至今的人物中,那在敌国强势面前,为了国家利益而无私无畏、大义凛然者如蔺相如;为报亡国之仇而自苦其身、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为坚持强国谋略,救国家于危难之际的乐毅、田单、晏婴;还有不惜以生命与腐败势力进行生死斗争的屈原等等。即便是生活在民间的下层人物,如荆轲、程婴、郭解等,因为他们的高尚品行,也在《史记》中被浓墨重彩书写,显其德行,彰其品节。这些人物,司马迁是把他们作为英雄来写的,是作者英雄主义审美史观的深情表达。所以,前人评说司马迁的“好奇”的“奇”字,更深层的含义应该是一种气概、一种思想、一种审美倾向。

  “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一个有了英雄却不知敬重珍惜的民族是不可救药的。”颂扬英雄从而记住英雄,这正是一个史学家和文学家的神圣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说《史记》是一部中华民族的英雄史诗,是毫不过分的。

  鲁迅先生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人的脊梁。”(鲁迅:《且介亭杂文》)中国的英雄、中国的脊梁,是一种永远不败的力量。《史记》以英雄史观为基调的审美书写,弥漫着雄浑刚烈之魂、慷慨激昂之气,在历史发展的文艺美学的长河中,实属博大精深,独树一帜。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先生曾说:“就中国艺术方面——中国文化史上最中心最有世界贡献的一方面——研寻其意境的特构,以窥探中国心灵的幽情壮采,也是民族文化的自省工作。”(宗白华《艺境》,《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中华民族美学传统的探讨与省察,必将有助于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激活中华文脉源流。这是时代的需求,也是对《史记》这部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巨著,加以审美探讨的意义所在。《史记》:“文史合一”的美学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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