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身国学移动版

 
当前位置:主页 > 人文 > 人文研究 > 正文

城市声音:一种新的城市史与城市文化研究

时间:2019-05-16 23:34     来源:天津社会科学     作者:刘士林      点击: 次    
字体: [ ]
导语:城市声音”作为一种城市的感性符号和活动,主要属于城市诗学、城市美学和城市文化学研究的对象和内容。“以物为本”的当代城市声音,不可能使人与世界、城市、内心发生有价值、有意义的交流和对话。不同的城市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城市之声,而不同的城市之声,不仅见证着城市变迁同时也再生产着城市本身。把珍贵的城市“声音”记录、整理、研究和传承下去,可以为更全面地感知、体验城市及其更真实的历史与现实,提供新的视角、方法和框架,也为从理性到感性、从语言到感觉、从视觉到听觉重新发现城市开辟新的路径。

  作 者:刘士林

  作者简介:刘士林,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光明日报城乡调查研究中心副主任。

  原文出处:天津社会科学2016年 第5期

  内容提要:“城市声音”作为一种城市的感性符号和活动,主要属于城市诗学、城市美学和城市文化学研究的对象和内容。“以物为本”的当代城市声音,不可能使人与世界、城市、内心发生有价值、有意义的交流和对话。不同的城市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城市之声,而不同的城市之声,不仅见证着城市变迁同时也再生产着城市本身。把珍贵的城市“声音”记录、整理、研究和传承下去,可以为更全面地感知、体验城市及其更真实的历史与现实,提供新的视角、方法和框架,也为从理性到感性、从语言到感觉、从视觉到听觉重新发现城市开辟新的路径。

  关 键 词:城市史 城市文化 声音

  城市声音源于城市。按照一般的看法,距今约5000年前,城市最早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随后在埃及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中国黄河流域也出现了城市。这是人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件,在学界又被称为“城市革命”,它的基本特征是“城乡分离”,其重要意义与此前的“农业革命”和后来的“工业革命”不分伯仲①。马克思指出:“城市本身”不同于“众多的独立家庭”,“在这里,整体并不是由它的各个部分组成。它是一种独立的有机体”②,最早揭示了城市作为人类聚落形态的本质属性。当代环境美学家阿诺德•伯林特提出:“工厂的声音、交通的噪声、广播和录音机的声音与人声共同构成了立体的听觉环境,这种声景广泛存在,墙壁也不能阻隔,一切事物都处于声音的包围之中”③,这一观点可以看作“现代城市声音”研究的肇端。但是,在那些熙熙攘攘、瞬息万变、此起彼伏、有序或无序、“雁过留声”或“无从稽考”的城市声音中,是否具有普遍的规律和本质以及更高的价值和意义,乃至于从中可以推演出一种“城市声音学”的新理论,是本文希望重点讨论和思考的。

  一、城市“声音”:研究城市的新视角与新对象

  与宁静的大自然和乡村相比,城市是一种结构复杂、功能多样的矛盾组合体。一方面,它是理性的,人们必须遵守的法规、程序、条例、规则等不胜枚举。另一方面,城市又是感性的,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色彩、声音、味道以及不透明的心理活动,这两方面既相互叠合、交织,又相互排斥、斗争,使城市不断陷入困境和危机,同时也激发出城市特有的活力和创造力。依托于听知觉并同心理、意识紧密相连的“声音”,是人在城市中每时每刻都不能脱离的感性工具和桥梁,就此而言,“城市”和“声音”的关系自然非比寻常,但我们首先面临的问题却是:“声音”怎样才能成为城市研究的对象?

  要回答上述问题,既涉及“城市”,也涉及“声音”,更涉及两者之间的本质联系。从经验上看,西方社会学家把城市比喻为“一口煮开的大锅”,与寂静的乡村相比,人多嘴杂、五方杂处、人声鼎沸是城市显著的“声象”特征,各种声音也指称、呈现、传达着城市的存在、欲求、矛盾、痛苦、幸福和欢乐。从城市声音角度研究城市,在逻辑上是没有问题的,但关键在于,和人们过去习惯的“语言符号”、现在习惯的“视觉符号”相比,“声音符号”在语义上的“模糊性”和“混沌性”,在存在方式上的“易逝性”和“碎片化”,极大地增加了“识别”、“保存”、“传输”和“验证”的难度,并不是一个理想的科学研究对象。要研究城市,有“语言符号”和“视觉符号”已经足够,还有必要再开辟这样一个新领域吗?

  面对这种疑问,关键在于回答:在“城市声音”中,是否存在着在其他研究中无法得到、同时对于城市本身又不可或缺的“东西”?对此可从两方面看:(1)需要讨论“声音”和“语言”谁更重要。和常识相反,在中国古代有“言外之意”一说,所谓“言”是“符号”,而“意”则是以“声音”为载体的内容和意义。这表明“声音”不仅不能等同于“符号”,而且还往往蕴含着比后者更真实的意图和更重要的意义。西方现代哲学也印证了这一点,奥地利哲学家马赫曾指出:“感官生理学表明,空间、时间与颜色、声音一样,应该叫感觉”④。把“实体”等同于“感觉”尽管有些“过犹不及”,但至少可以使人重新认识感觉、语言和实体的关系,即包括听知觉在内的人的感觉,在现实实践中绝不是无足轻重的。(2)还要讨论一下“视觉”和“听觉”谁更重要?现代科学告诉我们,人类有99%以上的信息是通过视觉和听觉获取的。和历史上的文化活动主要依赖“听觉”不同,当今世界又称“景观社会”,“目前居‘统治’地位的是视觉观念”⑤,“直接存在的一切全都转化为一个表象”⑥。这种“感觉”内部的变化,直接影响到人自身的再生产。在拙著《变徵之音》中,我曾分析过“听的一代”和“看的一代”的区别,前者“主要发展了思维能力,想象丰富,美梦很多,很容易发展为理想主义者”,而后者“主要发展的是视觉水平与直观能力,与对象间距离消失,他们从小就没有什么‘神秘感’,同时也缺乏‘想象力’和理性思维能力”⑦。这是当代人生存“视觉化”及其多种后遗症的根源,就此而言,重建主体的“听知觉”和“声音文化能力”,对于矫正日渐“数字化”和“图像化”的当代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由此可得出两条基本结论:一是“声音”比“语言”重要,二是“听觉”比“视觉”深刻。这同样也适用于城市。首先,在异常清晰、稳定的空间、政治、经济、文化等“城市符号”背后,还存在着大量以感性方式存在、不断生成又不断流失、主要同人的感觉打交道的“东西”,尽管它们长期被“熟视无睹”或“充耳不闻”,但作为城市有机体成长和变化、作为城市人喜怒哀乐最直接的记录和呈现,其价值和意义并不亚于各种“显性”表达。其次,尽管“声音”和“图像”同属城市的感性存在方式,但由于“听觉”和人的意识、心理联系密切,而“视觉”更加官能化和欲望化,特别是在视频技术和数字化图像日渐成为霸权文化的当下,研究和重建基于“听觉”的城市声音系统,有助于构建一种更加均衡和协调的城市文化生态。而我们以往对此之所以很少关注,主要是城市研究被实证性的地理学、规划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垄断,淹没了人文性的城市研究话语。“城市声音”作为一种城市的感性符号和活动,主要属于城市诗学、城市美学和城市文化学研究的对象和内容。而它们在城市研究中长期缺席或可有可无,恰好说明为什么当代城市越来越缺乏文化特色,城市精神越来越干瘪空洞,城市生活越来越单调贫乏。当代城市文化的这一现状,也从反面证明了讨论和寻找“城市声音”的价值和意义。

  二、“城市声音变迁”的一般规律和特点

  和城市的异质性相匹配,城市声音在形态上明显具有多重性。它既是一种物质现象,遵循物理学所揭示的相关自然规律,可以用声学仪器检测和分析;也是一种社会现象,表征着城市的政治、经济、交通、管理等现实内容,可以用相关社会科学方法来研究和评价;还是一种人文现象,广泛活跃在城市的剧院、电影院、美术馆、音乐厅、酒吧、卡拉OK、网站、手机,甚至有时会是白居易的“此时无声胜有声”或马尔罗的“沉默的声音”⑧,成为一种只有“共通感”但并不具备“普遍性”、“脱有形似,握手已违”⑨的纯粹审美经验。这就造成了“城市声音”的极端复杂性,有多少城市,就有多少城市声音,甚至是有多少城市人,就有多少城市声音的印象,它可能悦耳也可能嘈杂,可能是冰冷的也可能是温暖的,可能是短暂的也可能是永恒的……它们究竟有没有规律可循,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和研究城市一样,这主要取决于人们的认识和态度。在西方城市研究中,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是悲观论,认为城市本质是“无序的复杂性”,并把城市治理和更新看作“一场注定要失败的战争”。这有一定的道理,就像现代物理学家讨论过的“上帝怎样掷骰子”,一方面,如果能够掌握世界全部的因素和参数,就可以精确预测“下一步”发生什么;但另一方面,由于各种因素和参数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中,人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上帝怎样掷骰子”。问题在于,由于在态度上已经绝望,悲观论者往往忽略明显的事实:即使人们未必能掌握全部因素和参数,但只要掌握到一定的“量”,也足以在某个时期、某种范围内把握和预测事物的存在和发展趋势。现代科学的有效性,实际上就基于此。二是“有机整体”论,认为城市尽管有“很多变数,但并不是混乱不堪,毫无逻辑可言;相反,它们‘互为关联组成一个有机整体’”⑩。既然作为一个整体,就必有共同的本质和机制。如同在一个音叉上轻轻敲击,就会出现一圈圈涟漪般的声波一样,以“城市声音”为中心,既可见出城市空间、社会、人物的历史演变脉络,也足以了解城市政治、经济与文化之间的复杂作用关系。由此可知,“城市声音”不仅有章可循,本身也是城市发展规律的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城市声音”起源于人类历史上的“城乡分离”。马克思说:“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11)。不同的聚落形态必然产生用以“自我识别”的声音体系。自从有了城市,也就有了城市声音。城市和乡村不仅在自然环境、生产生活方式、风俗和价值观上判然有别,也以不同的“音响”、“节奏”、“音乐”等特定的感知觉形式相区别。比如一说到乡村,就会想到自然风雨声、麦苗拔节声、鸡鸣狗叫声、春蚕吐丝声等。而一说到城市,尽管乡村的声音可能同样存在,但已不具备代表性,取而代之的是熙熙攘攘的叫卖声、吆五喝六的猜拳声、酒楼茶肆的歌舞声、工厂中机器轰鸣声、汽车电车的尖啸声等。把这种差异描写得最生动的,无过于中国古典诗歌,前者如辛弃疾的“平冈细草鸣黄犊”,翁卷的“子规声里雨如烟”,华岳的“鸡唱三声天欲明”。后者如白居易的“钿头银篦击节碎”,晏几道的“歌尽桃花扇底风”,袁宏道的“吴歌越舞颠如梦”。城市和乡村,是两种性质、强度、节奏、韵律完全不同的声音,它们比其他任何知识都会更直接地告诉人们:这是什么地方,以及对这个聚落形态的价值态度。比如在“回归自然”和“田园诗”的影响下,无论中西,“乡村声音”都被认为是优美、和谐和可亲的,并一直是“城市声音”的批判者。

  其次,“理想的城市”和“理想的城市声音”在历史上高度一致。和常识不同,西方城市史家普遍认为,人类的理想城市,绝非当今巨无霸式的大都市,而是人口规模适当、经济条件良好、居住环境优美、精神生活丰富的中世纪城市。如韦伯把中世纪城市看作“完全城市社区”的样板(12)。最具代表性的是芒福德,他把现代大都市称为“死亡之城”,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割裂了中世纪城市和乡村的有机和谐关系,二是导致了“在物质建设上的最高成就以及社会人文中的最坏状况”(13)。而中世纪的城市则是另外一番景象,芒福德曾写道:“在中世纪的城镇里,清晨公鸡长啼报晓,屋檐下鸟巢内的鸟儿吱喳而鸣,城边修道院的报时钟声,市场广场新钟楼发出的和谐的钟声,它们唤醒人们,宣告一个工作日的开始,或是宣告市场开门。人们随意哼起歌曲,从修道士们单调的咏唱到街上民歌手们歌词的反复回荡,还有学徒工们和家庭女仆的信口低咏。唱歌、跳舞、表演,这些仍然都是即兴自发的活动”。以19世纪的“焦炭城”伦敦为例,“在12世纪时,水车的声音在伦敦绿油油的田野中非常动听。在夜间,四野俱寂,万籁无声,只是偶然有动物的骚动声或城镇上守夜人报时的声。中世纪的城镇上,人们可以整夜熟睡,丝毫没有人们的喧闹声或机器的噪声”(14)。无独有偶,以古代杭州为例,据经济史学家研究,江南市镇体系的基础奠定于宋代,杭州地区人口稠密,城市空间不断扩张,商业市场经济网络逐渐形成。但这个十分繁华的江南都市并没有与安静和遵循自然节律的乡村生活割裂开,如陆游《临安春雨初霁》所写:“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说明当时的杭州城市生活与周边农村地区十分和谐。无论中西,中世纪城市的本质都可以称为“城乡一体化”,而且在“中世纪的城市声音”中得到真实的记录和表达,成为认识、判断和研究城市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再次,当代城市声音的突出问题是“见物不见人”。以工业化为主体的现代城市化和以商业化为主体的当代城市化,直接破坏了中世纪城市“声音的平衡与协调”,反映了技术、商品、欲望的胜利和霸权,不仅导致了管理混乱、交通拥堵、人们心理焦虑等“城市病”,也使原本自然有序的城市声音出现了严重的“无主题变奏”。这可以从几方面来看,(1)德国学者乔治•齐美尔在《大都市与精神生活》中指出的“神经刺激的强化”(15),在主体方面已超出了人的听知觉的自然阈限,同时,阿诺德•伯林特在《环境美学》中指出的“机械和电子产生的噪声”(16),在客观方面也超出了城市环境正常的承载力,这是很多城市不健康和城市人罹患精神疾病的根源之一。在茅盾描写上海的小说《子夜》中,吴老太爷就是因为受不了大都市的声色刺激而一命呜呼的。(2)都市中“物”的声音过度集聚和强大,更重要的“心灵的声音”却被压抑和遮蔽了。在现代化城市中,一是“噪音”无处不在,“交通的嗡嗡声,除草机的声音,空调运转的声音,通风系统的声音,荧光灯的声音交汇在城市之中。尽管城市居民不得不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但这样的环境是令人讨厌的,人们不能避免且难以忍受”(17)。二是“机器发出的声响”淹没了“生活中的声音”,“卡车、轿车、公共汽车、火车、摩托车、飞机、锯和建筑装备产生大量的噪声和废气,它们弥漫在空气中,持久且无法逃避,使我们的听觉和嗅觉感官同时被污染。伴随着城市环境的还有钟声、唿哨声和警报声,车轮声和刺耳的破碎声。这一切构成了嘈杂的室外空间,这些刺耳的声音围绕着我们并压倒了人声”(18)。席勒认为“近代机械生活”直接造成了“欣赏和劳动脱节,手段和目的脱节,努力与报酬脱节”,最终把人“变成一个断片”(19)。“以物为本”的当代城市声音,不可能使人的耳根真正清静下来,与世界、城市、内心发生有价值、有意义的交流和对话。这是今天研究城市声音问题最需要关注和发力的地方。

  三、“声音之道即城市之道”:以上海为个案

  在中国城市中,上海是一个很特殊的存在,也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城市。它的突出特点是所谓“五方杂处”,不仅体现在人口上,也包括空间和文化。(1)人口。人口方面,语言是最直接的表征。张恂孔在《上海历史演义》中曾写道:“上海之口音庞杂,不可究诘。各地混合之俗语有27种,游荡无业之切口有52种。至于方言,此乡与彼乡异,浦东与浦西异,或杂以英语,或代以反切,细言之,不止几百种。大致分为数项:第一广东话,第二宁波话,第三苏州话,第四北方话,第五始及上海本地话。除城南城西一带尚有完全土著外,其余一变再变。”(20)这主要讲的是国内,如果再加上英、美、德、法、意等外侨的人口和语言,就更加复杂多变。(2)空间。从表面上看,上海比中国内陆城市主要多了“租界”,但作为异域人口生产生活方式、文化审美趣味的“飞地”,实际上构筑了另一种形态和功能完全不同的都市空间,仅以休闲娱乐场所为例,开埠以来,“如跑马场、西式戏院、跳舞厅、弹子房、健身房、外国酒馆等陆续建立起来,并涌现出一批娱乐服务性的社团组织,如19世纪年代成立的上海跑马总会和1864年开张的上海总会等。娱乐消遣形式日益多样化、商业和社会化,有文化性消遣如上图书馆看书、到戏园观剧、欣赏西洋音乐和西洋影戏等,也有英国式的球类运动如桌球、回力球、板球、足球等,还有赛马、狩猎和划船比赛等”(21)。这是中国内陆城市很难相比的。(3)文化。文化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有益于激活人的感性需求和创造力,是一个现代大都市发生和成长的必要条件。关于这一点,把上海和南通进行比较就可知道。尽管“一城三镇”的空间布局和发达的经济与社会事业,使南通在中国近代城市化进程中一度遥遥领先,但由于“高度异质化的人口与文化、滚滚而来的财富与机遇,包括在高速聚集中产生的激烈碰撞及由此裂变出的冲动、激情与创造力,是城市的本质以及城市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就此而言,张謇努力建设的南通,尽管在文明形态、社会建设、文化教育上水平很高,但由于建立在对现代文明感性需要与冲动压抑和限制的基础上,因而既无法吸收到全世界的资源与资本,同时也无法获得真正国际化的视野与素质”(22),因此,最后不是有“中国近代第一城”之称的南通,相反却是上海这样的“十里洋场”为中国现代大都市创造了最好的社会土壤和条件。

  从表面上,城市越大,其声音结构也就越复杂。但城市再大也是城市,其声音再杂乱也同样有章可循、有迹可查和有规律可研究。

  首先,宋代的青龙镇是上海第一个城市形态,但和城市本身一样,古代的“上海声音”主要是模仿和试探。从宋至清,青龙镇一直相当繁华,甚至有一定的国际化色彩,“镇上有三十六坊、二十二桥、三亭、七塔、十三寺院,设有官署、学校、仓库、税场、酒务、监牢、茶楼、酒肆,栉比鳞次,热闹非凡。市衢常有海外人士驻足,是古代上海地区唯一带有国际交往的地方。南宋偏安临安,半壁河山的繁荣也促进了青龙镇的发展,使其进入巅峰状态。嘉定年间,在镇东建立镇学学宫,里面有聚星堂、敕书楼等,诗赋描绘传称内有学士三千,弦歌闻于百里”(23)。但由于城市地位不高,或者说周边的“江南”城市过于繁华,上海在很长时间内基本上没有“发声权”,即使偶尔发声和“呐喊”,也淹没在江南大城市的人声鼎沸中。这是在中国古代城市史上几乎听不到“上海声音”的根源所在。

  其次,一百七十多年前的开埠,是个关键的时间节点。上海不仅真正有了自己的城市形态和性格,也开始有了“城市声音”和“城市形象”,此后经过近百年的摸索,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逐渐固化为以海派文化为基调的上海城市声音。与其他城市相区别,上海城市声音中最重要的新元素是西方声音,从开埠后以上海土话模仿英语发音、简便易学、商务通用的“洋泾浜英语”(24),到作为近代工商业城市的“制造局的机器轰鸣声”和作为现代工作生活作息节奏的“海关钟声”,再到作为近代远东第一大都市生活方式象征的纸醉金迷、醉生梦死的“百乐门爵士乐”,这些典范性的“异域声音”,开启了上海与传统中原城市、与周边江南城市完全不同的“上海新声”。如果要举一个例子,就是以《夜来香》为代表的20世纪40年代上海流行音乐作品。以后,不管城市怎么变迁,只要一听到这种软绵绵、轻飘飘、醉意朦胧,甚至有些颓废灰暗的歌声,直觉会告诉每一个人:这里就是上海。尽管不少人一直想抹去或淡化这层殖民色彩,但实际效果非常有限。因为这实际上等于对上海实施文化基因改造,不成功则已,一旦成功,上海也就不复为上海。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这一出身和基调,不仅需要转变观念也需要有新的智慧。

  再次,正如城市越大形态就会越复杂、充满内在矛盾和冲突一样,如果仅仅将“海派声音”看作上海的唯一,则未免过于简单化和孤陋寡闻。上海之所以被称为“大上海”,就在于它不是只有一种“腔调”或“主流声音”。这需要从上海文化结构的特殊性来了解。我曾提出上海城市文化主要包括三种要素,即中国内部的北方中原文化、区域内部的江南文化和外来的西方现代文化,同时也是三者的有机结合体。这以现代上海独创的月份牌为代表:“从月份牌的要素分析看,以所承载的公司广告和赠阅形式为中心,月份牌再现了西方现代文明的商业实用主义;内容上以‘二十四孝’图为中心,月份牌延续了北方与中原文化圈的伦理实践理性;艺术形式上以时髦美女为中心,又与江南诗性文化的精神与趣味十分贴合。……以西方实用主义、北方实践理性与江南诗性文化为代表,感性地呈现了上海现代文化的生命形态与精神要素,它们为上海现代都市文化的复制、生产与传播提供了一个跨越式发展的深层结构”(25)。在城市声音方面也是如此。可以代表上海城市声音的东西很多,如黄浦江的汽笛声、外滩海关大楼的钟声、南京路的电车声、杨浦区“文革”时期的战鼓声等,它们均有一定的代表性,但同时也各有各的局限性。从上海城市文化原理的角度看,在当代真正能代表上海声音的,无疑应该是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与“月份牌”相仿,首先,这是一个类似于汉乐府《孔雀东南飞》的“中国故事”,集中揭示了中华民族忠贞不渝而又含蓄深婉的爱情观,这属于中原文化的实用理性;其次,这是一个发生在中国江南地区的“爱情故事”,呈现出不同于齐鲁伦理文化的理念和价值,再现了江南诗性文化的审美气质;再次,西洋乐器小提琴和西洋音乐形式协奏曲,为这个在中国反复出现的“音乐文化素材”增添了现代性的情愫和感受;最后,它的作者是“草根”阶层而非贵族,这和“上海城市的起源与发展,很像一部小人物痛苦、坚韧的奋斗史”(26)也高度一致。今天,在世界各地,只要《梁祝》那充满忧伤、缠绵、跌宕起伏、奋力抗争的旋律响起,差不多每个人都会知道,这是上海在新中国时期伟大的艺术创造。

  《乐记》曾指出:“声音之道与政通”(27),在今天也可以说:“声音之道即城市之道”,不同的城市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城市之声,而不同的城市之声,不仅见证着城市变迁,同时也再生产着城市本身。如在近现代时期,工业化是上海城市发展的主导机制,所以从19世纪洋务运动开始直到20世纪的大多数岁月,日夜轰鸣的机器声、繁忙的交通汽笛声,一直是上海的主流城市声音,也是现代化进程中最美最动听最令人向往的“音调”。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后工业社会和消费文明时代的到来,取而代之的是超级商场中的喧嚣声、股票交易所的嘈杂声,甚至是科研院所和总部经济中那种静悄悄的“声音”。但原理一样,是因为不同时代的人们可以从不同的声音形态中听出城市变迁的节奏、城市生活的脉动、城市未来的序曲。把这些珍贵的城市“声音”记录、整理、研究和传承下去,可以为更全面地感知和体验城市及其更真实的历史与现实,提供新的视角、方法和框架。

  总之,城市既是由建筑物和生产生活活动组成的实体,也是存在于感觉和体验中的“意象”和“声音”。与前者主要作为城市规划学、城市地理学、城市经济学等研究对象和领域不同,只有借助城市诗学、城市美学、城市史学、城市文化学等理论与方法,才能发现“城市声音”特有的形态、结构、谱系和价值。这些感性存在的城市声音绝不限于其物理学意义,而是以诗性和直观方式再现和表达了中国城市的历史进程和当下鲜活的生命律动,同时也为从理性到感性、从语言到感觉、从视觉到听觉重新发现城市开辟了新的路径。

  注释:

  ①傅崇兰等:《中国城市发展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0页。

  ③阿诺德•伯林特:《环境美学》,张敏、周雨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81页。

  ④马赫:《感觉的分析》,洪谦等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页。

  ⑤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54、155页。

  ⑥居伊•德波:《景观社会》,王昭凤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⑦刘士林:《变徵之音——大众审美中的道德趣味》,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3页。

  ⑧安德烈•马尔罗:《沉默的声音》,载王忠琪等译《法国作家论文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

  ⑨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浙江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⑩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金衡山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485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12)康少邦等编译:《城市社会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11页。

  (13)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倪文彦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259页。

  (14)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第317页。

  (15)康少邦等编译:《城市社会学》,第161页。

  (16)阿诺德•伯林特:《环境美学》,第74页。

  (17)阿诺德•伯林特:《环境美学》,第78~79页。

  (18)阿诺德•伯林特:《环境美学》,第84~85页。

  (19)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45页。

  (20)张恂孔:《上海历史演义》(上),大南书局1934年版,第205页。

  (21)熊月之、周武主编:《上海:一座现代化都市的编年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第125页。

  (22)刘士林:《“中国近代第一城”兴衰的文化阐释》,《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

  (23)熊月之、周武主编:《上海:一座现代化都市的编年史》,第6页。

  (24)李长莉:《老上海:阴影下的多元空间与多元性格》,《中华读书报》2010年5月26日。

  (25)刘士林:《上海城市的生命历程与文化创造——刘士林教授在上海交通大学的讲演》,《文汇报》2010年8月7日。

  (26)刘士林:《上海城市的历史演进与文化模式——纪念上海开埠170周年》,载《中国城市科学》第4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6页。

  (27)《乐记•乐本》。城市声音:一种新的城市史与城市文化研究

    说点什么吧
    • 全部评论(0
      还没有评论,快来抢沙发吧!
    相关内容
    手机访问网址
    微信关注立身
    立身国学QQ群
    习近平绿色箴言妙喻美丽中国
    周光召从事科学事业65周年研讨会举
     
     
     
    中国近代版图到底是清朝奠定的还
    推进养老模式多元化发展

    立身国学教育所刊载原创内容知识产权为立身国学教育专属或持有。未经许可,禁止商业行为。
    京ICP备12015972号-6

    Copyright 立身国学网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缘起      关于立身        著作出版        版权说明        立身通联     友情链接       网站地图        师友建言       企业邮箱
    Copyright 立身国学网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