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悖论与博弈:文化研究、专业主义与知识分子

时间:2019-05-13 22:25     来源:中国图书评论     作者:颜桂堤      点击: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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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当“文化研究”(Cutural Studies)在中国方兴未艾之时,以“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为前身的英国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系这个文化研究重镇却在2002年6月被该校作为重组计划的一部分关闭了。这引起了国际学界不小的震动,震撼之余,留给我们的不仅是对伯明翰学派的反思,更是对文化研究“中国问题”的无尽思量。

  作 者:颜桂堤

  作者简介:颜桂堤,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原文出处:中国图书评论2017 第11期

  当“文化研究”(Cutural Studies)在中国方兴未艾之时,以“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为前身的英国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系这个文化研究重镇却在2002年6月被该校作为重组计划的一部分关闭了。这引起了国际学界不小的震动,震撼之余,留给我们的不仅是对伯明翰学派的反思,更是对文化研究“中国问题”的无尽思量。此时,某种潜伏已久的不安终于浮出历史地表——文化研究如何面对自身的悖论?它有没有可能既获得学院体制内的生存空间,又不丧失“反学科”的理论能量?对中国的文化研究而言,它在拼贴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的时候,是否制造了新的“理论马赛克”?我们如何想象文化研究的“中国学派”?[1]诚如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所言:文化研究与传统的学术体制始终处于一种“尴尬”的关系,尽管它自身不得不附着在现存的学科体制当中,但它一直强调跨/反学科的重要性,跨/反学科实践本身甚至成为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

  在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之初,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就宣告文化研究没有固定的学科基础。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认为,应该把文化研究“看作是一项促成‘历史大联合’的事业,而不是理论化地将它视为某种新学科的规划图”。文化研究的崛起“是出于对其他学科的不满,针对的不仅是这些学科的内容,也是这些学科的局限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研究成了后学科。”也正因为如此,文化研究的定义“取决于自身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2]劳伦斯•格罗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等人宣称,文化研究既非领域也非方法,因为文化包罗万象,研究它的方法也可以涵盖甚广。马克•吉布森(Mark Gibson)和亚力克•麦克霍尔(Alec McHoul)对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考察,他们指出:“文化研究并非是为了存在才成为跨学科的;跨学科性并不是它有意地分野,并不是其课程激进性自告奋勇的旗帜,至少现在不是。相反,跨学科性是产生于结构性的体制需要。其本身基础的混合成分,文学研究、社会学、自传,代表了一种形成该学科早期形式的三角形重点。”[3]用霍尔的话说,文化研究的力量就在于它是“跨学科研究的焦点”;而对于特纳而言,文化研究的“动力部分源自于对既有学科的挑战”。

  “文化研究所关注的通常是为传统学科所忽视或压抑的边缘性问题,它所警惕的恰恰是不要让自己重新成为一门新的学科。就此而言,文化研究不仅改写了传统学术的中心与边缘观念,而且对传统的学科理念和学科建制构成了强烈冲击。”④这表明,文化研究游离于传统学科之外——人们已经无法援引现有的传统学科的范畴对其予以界定与阐释。文化研究作为一种跨学科性的越界实践,其考察不再局限于某一学科的疆界作为活动半径。对于文化研究的兴起与繁荣,我们至少应该意识到两个问题:首先,文化研究的“越界”显示了巨大的活力,至少从目前来看,文化研究提供了传统学科版图无法有效处理的问题开创性方法。跨学科性正成为学术界极富吸引力的术语。跨学科研究为我们提供了进入阈限的切入点,创造了获得协同作用的途径与可能性,同时也揭开了传统学科那些独断专行的边界的可渗透性。换言之,跨学科性打破了极度的专业化,是扩展单一领域知识和思想的一种途径,提供了新的视角,创造了阐释世界的多种可能性,文化研究的活力也被大大地激发出来。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其意义在于能够有效解除既有学科的遮蔽,从而开启传统学科框架背后的盲区。

  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扰乱了传统的学科界限,这一点令有些专家深感焦虑。那么,各个传统学科是否有必要向文化研究开放自己的领域呢?南帆用“文化研究式”的分析为我们指出:“这种疑虑背后显然隐藏了一种观念:学科的界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可是,学科的设置又是依据什么?如果某些问题的存在与学科的界限无法重合,某些时候,学科的界限甚至截断了人们的视域,那么,人们又有什么理由坚守学科的传统边界而对这些问题视而不见呢?”[5]学科并非永恒的金科玉律。传统学科的设置及其合理性受到了质疑——学科本身的界限及其内部结构也已经成为文化研究的考察对象——“学科设置的缘起,历史环境,学院机制,学科与权力的关系,学科与某种知识体系的相互配合,这些均在考察之列。”[5]10显然,这些问题留给了我们意味深长的思考。但是,文化研究的跨学科、反学科存在很大限度,它与学术体制相比力量悬殊,因此,文化研究面临重新被学科化、体制化的危险。或许,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关闭,恰恰证明了学术体制权力的强大与文化研究跨学科、反学科力量的渺小。文化研究的体制化,被视为“一个极度危险的时刻”,托尼•本尼特(Tony Bennett)就认为“文化研究的体制化是一种我们应该谨防的危险,而不是因为它所提供的有限但又值得的可能性而去欢迎和明确培育之物。”[6]但约翰•斯道雷(John Storey)则认为:“新近对学科性的抵制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对文化研究的一种政治浪漫。”[6]114他继而指出,“文化研究的体制化是一种极具误导性的说法,暗示在文化研究进入学术生活之前,曾经有一个‘纯粹的’政治性文化研究的时刻。但这根本就不真实:文化研究自始至终都是体制空间中的一种学术实践。”[6]114显然,文化研究自始至终都未脱离学术体制的五指山。如果文化研究脱离了体制所提供的资源,那么文化研究的这种跨学科性是否依然有效、依然有活力?王晓明在《文化研究的三道难题——以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为例》一文中指出:“几乎所有重要的社会资源,都在体制以内。因此,如果不进入现行的大学体制,不向这个体制借力(信息渠道、经费等),文化研究可以说根本就开展不起来。”[7]因此,文化研究进入大学体制之中,其反学科的批判性必然大大削弱。尽管王晓明在2004年组建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的时候明确宣称:“文化研究并非一门如‘中国现代文学’那样的专业,一个discipline,而可以说是一个approach,一种看待文化和社会的思想方法,一种不受狭隘专业限制的开阔的视野。”[7]9但是,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已然在学术体制的强大磁场之中被部分规训了。

  “学科”显然是“现代性”制造的又一个附带事件。以华勒斯坦为首的一批学者指出,学科并不是我们今日所见的静态的知识分类,而是以一定的措辞建构起来的历史产物。据伊曼纽•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考察:“19世纪思想史的首要标志就在于知识的学科化和专业化,即创立了以生产新知识、培养知识创造者为宗旨的永久性制度结构。”在整个19世纪,各门学科呈扇形扩散开来,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在大学里合演了一首“四重奏”。“社会科学”名义之下的诸多学科共同追求的是公理和普遍原则,它们分疆而治,秩序井然。从大学专业训练的制度化伴随着研究的制度化——创办各学科的专业期刊,按学科建立各种学会,建立按学科分类的图书收藏制度。从学院的建制、知识分子的类别到图书馆目录系统,“学科”提供了现代知识的基本分类,继而为世界的切割、分层提供了依据。

  自从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提出“知识考古学”(The Archeology of Knowledge)的概念以来,反思学科的话语形构与权力关系日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学科作为经过分类的特殊知识领域,实际上代表了知识与权力的隐蔽组合。福柯关于“知识即是权力”的论断震撼人心,为我们剖开了现代学科背后隐匿起来的话语权力关系。而劳伦斯•格罗斯伯格关于学科与权力的描述显然更为形象地揭示了学科与权力的隐蔽关系:

  “每一门学科都被一套一定界限的对象、问题和‘知识’以及诸种特殊方法和衡量程序等规定着。每一门学科都控制着它自己的专门知识的领域,以及可接受的知识、探索和研究的形式……当某些人越过这些界限时,他们就会被称为业余者,他们的研究很可能会被谴责为草率和不够严谨,实质上就是,他们‘不知道他们正在谈论什么’”。[8]

  显然,这样的认识带有明显的“本质主义”倾向。“在文化知识领域之内,‘本质’已经成为划定许多学科地图的依据。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历史学或者文学研究,众多教授分疆而治,每个人只负责研究这个学科的内部问题。”传统的学科分类已经深入人心,以至于大多数人习惯于将各种分类图谱视为“天然的”、不可动摇的世界图景。“在这些理论家心目中,学科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绝不亚于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放弃学科主权,开放学科边界,这是对于‘本质’的无知。”[9]换言之,这种观念的背后正是基于对某种固定“本质”的追寻。一张有名的漫画:一个中箭的士兵到医院就诊,外科医生用钳子剪断了露在皮肤外面的箭杆,然后挥挥手叫他找内科医生处理剩余问题。漫画所讥讽的效果对于当前学科之间的森严门户与专业精细化显然恰到好处。

  为什么各种知识的分类是这样而非那样?为什么各个学科享有不同的等级——为什么某些学科身居要津,而另一些学科却无关紧要?这些问题的思考显然有助于我们打开视域:学科的版图并非是一个毋庸置疑的权威。华勒斯坦在《开放的社会科学》(Open Social Sciences)中考证:学科版图作为历史的产物,它会随历史环境的变化进行重新绘制。实际上,每一次学科版图的重新绘制,就是一次权力的象征性调整与分配。这种调整或隐或现,不管我们是否察觉,但学科预示的某种权力始终存在。如果引用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文化资本”的概念,那么知识的运作与权力之间的隐蔽联系就会更为清晰地解开。诚如布尔迪厄所指出,在现代社会,学科主要寄植在社会教育体制,尤其是高等教育体制之中,而这种教育体制正是对现存社会统治秩序和不平等结构进行再生产的主要基地。现代学科制度参与这种再生产的方式之一,就是通过标准化、科层化的区分体系形成一种“专业态度”,这种“专业态度”使知识分子将其注意力完全集中于狭隘的知识领域,一个知识分子在教育体制中的地位越高,也就意味着他的兴趣和能力越发集中于某一专门领域,意味着他对普遍的社会矛盾和社会不公正现象越发地漠不关心,越发无可避免地流向权力和权威。它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使知识分子逐渐丧失了自己的社会公共代表角色,放弃了自己所承担的社会批判责任,成为一些面目模糊的专业人士。[4]15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爱德华•W.萨义德(Edward Waefie Said)才把这种“专业态度”看作“今天对于知识分子的特别威胁”。如果我们对于塑造了现代学科体制的那些社会的、政治的权力关系有所了解,就会理解创建伯明翰当代文化中心的反学科意义。当霍加特在中心创建之初明确宣告文化研究并没有固定的学科基础时,他所表述的,并不仅仅是一种学术视野的扩展,而是以英国新左派的理论立场为依据对当代欧美人文社会学科内部危机做出的积极政治反应。

  迄今为止,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学科”只是现存“学术体制”的一个侧影。作为知识生产共同遵循公约的“学术体制”,无疑全面地覆盖了当今知识生产的空间。借用布尔迪厄“场”的概念,学术体制就是一个特殊的“文化生产场”。布尔迪厄富有启发性地指出:“这个结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描画社会位置状况的拓扑学可以建立起维持和改变有效特性分配结构的动态分析,并由此而建立社会空间的动态分析。这就是当我把整个社会空间描绘成一个场的时候要表示的意思;也就是说,既是一个力量场,它的必然性对投入这个场的行动者有一种强制力,同时,也是一个斗争场,在它的内部,行动者们按照他们在力量场结构里的位置,以他们的资财和不同的目的而互相对立,这样,有助于保持或改变这个场的结构。”[10]王晓明在《面对新的文学生产机制》一文中也指出:“这个新的正在继续变化的文化生产机制(包括作为它的一部分的文学生产机制),就充当了社会生活和文学之间的一个关键的中介环节,社会的几乎所有的重要变化,都首先通过它而影响文学;文学对于社会生活的反作用,也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它来实现的。”[11]显然,学术体制严密地规训着文学的生产、流通与接受,但它又是隐形地存在,深入到生活的细微处。

  洪子诚对于文学体制如何细致地控制文学生产的考察尤为令人瞩目。从文学机构的设立、出版业和报刊的状况到作家的身份,洪子诚分析了一整套管理和监督文学生产的严密体制——分析这一套体制如何保证左翼文学、革命文学的持续。如同一张隐蔽的网络愈收愈紧,公共领域的消亡、批判运动的巨大杀伤力以及众多作家噤若寒蝉的精神状态无不可以追溯到这一套体制。[12]这一套严密的文学生产体制显示,当代文学力图承担起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使命。不可否认,学术体制的存在有其合理的一面,“学术体制隐含了强大的驱动力”,能够极大地提高知识生产的效率。由于学术体制的有效调度和整编,产生了“知识共同体”,从而保证了知识生产、知识市场、知识消费之间的衔接。但是,另一面,由于学术体制的僵硬、刻板与自由思想之间时常出现脱节,学术体制也可能成为一种压抑性的坚硬结构。文化研究的兴起及其跨学科、反学科特性,显然就是对学科体制坚硬版图的抵制与反抗。然而,文化研究的抵抗与反叛则涉及另一个重要问题——“知识分子”的消失。

  雅各比(Russell Jacoby)的“最后的知识分子”和萨义德的“业余的知识分子”的命题无疑是这个时代的一种哀歌。随着学术研究的专业化倾向和学术制度的不断完备,出现了“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而“专业主义”则进一步强化了学科的精密化程度,从而出现了萨义德所言的“知识分子的风姿或形象可能消失于一大堆细枝末节中,而沦为只是社会潮流中的另一个专业人士或人物”的现象。根据古纳德(Guenard)考察,在新阶级中起码有两种不同的精英:技术方面的知识匠和政治方面的知识分子[13],而这种“新阶级的繁衍是依靠专业化的公共教育制度,他们就越会生成一种意识形态……于是,‘专业主义’这种意识形态便出现了。”[13]15“专业主义”意识形态的出现使知识分子专注于自己的研究领域,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而且容易“由于迷恋于专业化的结果,人们忽略了各种不同文化领域间的互相联系和互相依赖的问题,往往忘记了这些领域的界限不是绝对的,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划分;没有注意到文化所经历的最紧张、最富有成效的生活,恰恰出现在这些文化领域的交界处,而不是在这些文化领域的封闭的特性中。”[14]亨利•吉罗(Henry Giraud)等人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植根于独立院系之中的相互分离的学科的历史发展产生一种合法化的意识形态,并在实际上压制了批评的思考”,“传统的学科智慧就是让其他门类的研究者,以他们选择的方式做他们称之为自己工作的事”。“专家们将自身置于由业余者组成的公众之上或者对立面而言,专业化也使得知识分子与其他公众领域相脱离。”[15]文化研究从反学科性入手,强调社会实践性,强调知识分子对社会现实的干预作用,便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恰如吉罗等人指出的,文化研究塑造了抵抗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工作不再限于大学讲堂的教学活动,而是与广阔的社会公共领域及其运动产生深刻的联系。以霍尔为代表的“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实践就代表了这种倾向,正由于文化研究与社会实践的紧密结合,使得英国文化研究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学院范围。“文化研究是一个不断地自我反思乃至自我解构—重构—再解构—再重构的知识探索领域。”[16]

  “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拆除藩篱,实行跨学科研究。正如南帆所言,解除学术体制套给文学理论的紧箍咒,这不仅是视野的开放;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可能从生活的各方面发现了文学的存在和意义。[5]11“文化研究”显示,文学如同某种文化神经密布于人们的全部生活经验之中。或许,正如“文化研究”的悖论所隐含的:一方面,文化研究具有反学科的特性;另一方面,“文化研究”也可能重新体制化。种种迹象表明,“文化研究”正在愈来愈多地赢得学院的承认,最终重新为学术体制所收编。那么,文化研究的意义何在?文化研究是否丧失了其批判性?而要解开这些谜局,“知识分子”显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考察维度和切入点。

  当今,文化研究置身于复杂的历史文化网络之中,知识分子正遭遇更为复杂的历史语境与“中国问题”,他们的思想、视野、洞察力、责任与良知都遭到全面挑战。那么,文化研究如何更好地介入现实?如何更加有效地阐释当前复杂的文化问题?知识分子在当今充当着什么角色?他们的发言可靠、有效吗?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究竟是为数众多,或只是一群极少数的精英?”[17]萨义德以此问题作为《知识分子论》(Representations of Intellectual)的开篇,他认为,20世纪对于知识分子最著名的两个描述来自葛兰西(Ge Lanxi)和班达(Banda)。根据葛兰西《狱中札记》(Prison Notes)描述,所有的人都是知识分子,但并不是所有的人在社会中都具有知识分子的作用,他依此将知识分子分为传统的知识分子和有机的知识分子。葛兰西相信有机知识分子主动参与社会,他们一直努力去改变众人的心意,一直在行动,在发展壮大。而班达对知识分子的著名定义则是:“知识分子是一小群才智出众、道德高超的哲学家——国王(philosopher-kings),他们构成人类的良心。”在班达看来,真正的知识分子“他们本质上不是追求实用的目的,而是在艺术、科学或形而上学的思索中寻求乐趣,简言之,就是乐于拥有非物质方面的利益。”[17]12班达所构思出的知识分子形象:特立独行、能向权势说真话,耿直、雄辩、极为勇敢,对他而言,不管世间权势如何庞大,都是可以批评、责难的。当然,这不可避免地是一群少数、耀眼的人,他们的形象具有吸引力及信服力。但是,今天的历史语境发生了巨大变动,知识分子遭遇的复杂问题远远不是勇气和良心所能解决的。睿智的知识分子逐渐意识到问题的复杂程度,那么如何才能在复杂的历史脉络中做出独立的判断呢?

  萨义德一方面担心着,“知识分子的风姿或形象可能消失于一大堆细枝末节中,而沦为只是社会潮流中的另一个专业人士或人物”,一方面又坚信,“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to)公众以及‘为’(for)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17]16在他看来,并不存在纯属个人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作为代表性人物,就必须在公开场合代表某种立场,不畏各种艰难险阻向他的公众做清楚有力的表述。

  知识分子能够做出清晰有力的表述并代表公众发言,但他们的发言是否受到公众的认可?他们的发言是否可靠、有效?福柯关于知识即是权力的论断无疑动摇了知识分子真理卫士的形象,“知识分子的公正与客观仅仅是一个不可靠的表象,他们隐蔽地在权力网络之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知识分子没有勇气说,权力所产生的压迫机制与他们彻底无关”。[18]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更是揭开了知识与权力、利益之间的隐蔽关系。文化资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源,而知识分子正是文化资本的占有者。《新阶级与知识分子的未来》(New Class and the Future of Intellectuals)一书明确指出,知识分子由于其占有的文化资本从而形成了一个新的阶级。“如果知识分子愈来愈明显地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独特的受惠群体,那么,他们还能不能负责社会大众的公共事务,甚至积极为被压迫者发言?传统的道德责任感,知识话语系统训练出来的规范还能多大程度地支持他们的批判锋芒?”[18]48在考察知识分子与公众之关系时,这些问题无疑应该纳入我们的视野。

  反顾当代中国的发展进程,文学并未沉没在经济膨胀的大潮中,文学依然坚贞地存在并发着言。正如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创始人理查德•霍格特在1963年的一次演讲中说:“如果不是文学起到了它应该起到的作用的话,我们对人际关系的复杂性能够有多大程度的理解呢?对这种复杂性的表达就更不必谈了。我并不是说我们都需要读遍最好的书籍,而是好书的确被人阅读,而且它们的见识……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人们的共识,对我们对于自己的经历的理解起了作用。”[8]100诚然,文学依然保持其特有的魅力。在多种话语共同编织起来的历史图景中,文学始终没有丧失自己的投票权与发言权。知识分子没有被时代抛弃。文学依然有效地卷入而不是退出这个时代——哪怕是琐细的日常生活。

  文化研究是基于独特立场的认识世界与阐释世界的方式。“抵抗”这一主题具有很强烈的色彩,贯穿于很多文学与文化研究所描述的真实的、活生生的、行动着的主体。但是,文化真空并不存在,知识分子始终无法摆脱“关系”,因为摆脱某些关系也意味着进入了另一些关系。因此,知识分子不必为找不到一个撬动真理的阿基米德支点而苦恼。但是,作为具有批判意识的知识分子,应该清醒地保持“网络节点上的个人意识”和批判性。或许,文化研究能为知识分子提供更为丰富的可能性和可胜任的形式。

  原文参考文献:

  [1]王晓渔.文化研究的“中国问题”[J].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12):7—8.

  [2][美]詹姆逊.文化研究和政治意识[A]//詹姆逊文集(第三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3.

  [3][美]托比•米勒编.文化研究指南[C].王晓路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24.

  [4]罗钢,孟登迎.文化研究与反学科的知识实践[J].文艺研究,2002(4):14—15.

  [5]南帆.学术体制:遵从与突破[J].文艺理论研究,2003(5):8—11.

  [6][英]约翰•斯道雷.记忆与欲望的耦合:英国文化研究中的文化与权力[M].徐德林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14.

  [7]王晓明.文化研究的三道难题——以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为例[J].上海大学学报,2010(1):8—9.

  [8][美]劳伦斯•格罗斯伯格.文化研究之罪[A].郑飞燕译.//陶东风主编.文化研究精粹读本[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12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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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法]布尔迪厄.实践理性:关于行为理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38.

  [11]王晓明.面对新的文学生产机制[J].文艺理论研究,2003(2):9.

  [12]洪子诚.问题与方法[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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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陶东风.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4—5.

  [17][美]萨义德著.知识分子论[M].单德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12—16.悖论与博弈:文化研究、专业主义与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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