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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文化学”:文化研究中的文本、符号与“整体语言”

时间:2019-05-13 21:32     来源:国外文学     作者:张卫东      点击: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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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文化以文本为载体,文本则是一套建构在语言基础之上的符号系统。文章提出“元文化学”的概念——描述文化的文化学,旨在厘清语言、符号、文本之间的关系。在“元文化学”的框架下,语言从属于符号,符号从属于文本;文本表现为嵌套的符号系统,符号可包括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狭义语言的结构可用来参与符号系统的建构,作为一种“总体语言”最终生成文本。

  作 者:张卫东

  作者简介:张卫东,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

  原文出处:国外文学2016 第4期

  内容提要:文化以文本为载体,文本则是一套建构在语言基础之上的符号系统。文章提出“元文化学”的概念——描述文化的文化学,旨在厘清语言、符号、文本之间的关系。在“元文化学”的框架下,语言从属于符号,符号从属于文本;文本表现为嵌套的符号系统,符号可包括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狭义语言的结构可用来参与符号系统的建构,作为一种“总体语言”最终生成文本。

  关 键 词:文本 符号 语言 结构

  长期以来,国内的文化研究往往等同于“文化散论”,它重视内容,却忽略形式;它关注文化的起源、演变与传播,却淡化结构、功能和本质。然而,形式与内容是文化研究甚至是所有人文科学都必须包含的正反两面。当我们谈论民族社会及其制度体系的广义文化,抑或是饮食、习俗、宗教仪式等狭义文化,仅仅关注文化本身是不够的,还需要建构一个谈论文化的文化学,也就是文化本身的载体、形式、组合规则等,这在当今这个“理论冷却”的时代显得尤为重要。借用威拉德•奎因(Willard Quine)在1930年提出的“元理论”,我们可以称之为“元文化学”。如果我们把文化区分为内在形式和外在内容两个维度,“元文化学”所要解决的就是前者。文化的内在之维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文化研究以什么为对象?我们所谈论的音乐、绘画、宗教仪式、诗歌、文学作品、饮食习惯有何共性?其组合规则是什么?法国文艺理论家、符号学家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认为,在文化研究中,描写文学(文化)意义生成的“文本”本质上是一种语言存在。俄罗斯符号学家尤里•洛特曼(Juri Lotman)也认为,在文化研究中文本与符号同构。然而,受时代局限,他们仍然是处理符号层面,在超文本、泛文本出现的今天,文化研究早已超出他们所界定的范畴。本文试图从符号学的角度来探讨文化研究的内在之维,阐述“元文化学”的三要素:文本、符号、语言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本文认为,文化研究从始至终都应该以文本为研究对象,文本是文化的载体,而文本与符号、语言的辩证关系是“元文化学”的基本内涵。当代文化文本表现为一组或多组嵌套的符号系统,而符号则是由狭义的语言系统和非语言系统构成。

  一、“元文化学”的理论承载:文本

  任何学科首先都需要界定其研究对象。“元文化学”框架下,首要问题则是找出文化的研究对象。如果说语言的研究对象是字、词、句以及声音文字系统,文学研究的对象为以语言为载体和呈现方式的意指系统,那么文化研究则必须以文本为载体。文本是文化的呈现方式。文本这个概念是“元文化学”的理论基础。那么,文本何以能承载一切文化?为了澄清这个事实,我们有必要厘清文本的概念。文本(text)一词源于拉丁文(texus),起初的意义为“织物”。词根“texere”表示编织的东西,英文单词“textile”、“architect”等便是由此而来。晚期拉丁语和12世纪到15世纪中古英语中,“text”开始表示文章的结构、主体。从俄罗斯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到法国结构主义,文本都被看作是独立于社会历史之外的一种独立的存在,是封闭的、自足的语言系统。在西方文艺理论中,最早对文本进行界定的学派是俄罗斯形式主义。他们认为,文本是一种陌生化的语言客体,文学文本的本质特征是文学性。英美新批评则认为文本是语言的有机整体,文学文本的本体是其肌质。作为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罗兰•巴尔特更宣称文学研究的对象应该从作品走向文本。在他看来,文本是以言语方式呈现的组合段,结构不仅是文本的构造物,而且本身就构成了文本规则、秩序和逻辑。他反复论证“织物”(tissue)这一概念,认为文本是“文学作品的可感知的外观:是字词织入作品的编织物,将字词做布排,以便指定某种固定的但又尽可能独特的意义”。①

  如果我们把文本理解为文字系统长短不一的意义篇章,那就无法用它来承载文化。从属于文化的文学可以,但超过文学作品的其他文化现象则无法解释。比如音乐只有声音系统(不包括记载音乐的文字符号,只作为纯粹的音像出现,如大自然的各类声音),纯粹的绘画只有非文字符号系统,没有音像系统。即使是文学文本,也有可能超出了文字系统,比如插画。网络时代的文学甚至出现了文字系统、音像系统、图像系统等多模态并列出现的复杂文本。20世纪60年代,随着晚期资本主义,特别是现代信息科技的发展,传统的文本定义开始受到挑战,文本概念也显得驳杂,出现了超文本和泛文本等概念。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研究的文本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传统纯文学文本,可分析其民族、阶级、权利、性别、身份等经济学、社会学的问题;另一类文本则是网络文学、电影、电视,或者是更广泛的诸如广告、时装、居室装饰等更广泛的文化文本。②超文本(hypertext)这一概念最先由美国学者乔治•兰郖(George Landow)提出。他认为,超文本是指“非持续呈现,即分叉的、允许读者作出选择的、最好在交互屏幕上阅读的文本”。超文本是文本概念的拓展,是语言学走向符号学的必然产物。超文本“采用文学语言以及直接诉诸人的感官的符号和媒介(如视觉,包括图画、造型艺术作品;听觉,包括声音信号、音乐;或者视听多种感官,如戏剧、影视、网络媒体等),以超链接的方式建构的充满交互性的文本。这样一来,文本概念范围明显扩大,文本意义涉及社会、政治、经济、历史等多方面背景,进入了文化学领域,因此这种文本也被称为泛文本”。③钱翰归纳出西方的文学批评和文论中对文本的看法有这几种情况:“第一,在以传统的方式进行的文学批评中,文本与作品保持了曾经的和谐关系,文本是作品的书面文字确定性的保证,也是语文学的基本对象,文本分析的目的是进一步探讨作品的精神和美学价值。第二,在继续以语言学工具探索文学话语的普遍规律的学者那里,文本依然是最主要的研究对象、文本研究目的是掌握整体文本的结构。第三,继承后结构主义思想的批评家依然不愿承认‘作品’的权威,继续使用‘文本’概念来反对固化的价值体系和话语秩序。第四,在文化研究的视野中,一切表意的文化产品都被视为‘文本’,一部电影、一幅画、甚至一种时装都是文本。”④巴尔特在文化研究中践行的解释学方法也说明了这一点:“从解释学上看,说的话是文本,写的书是文本,画的画是文本,音乐作品是文本,信号灯是文本,电报是文本,等等。任何一物,只要把它当作传达精神的符号来使用,就是文本。”⑤传统结构语言学的研究止于句子,文本这个概念正好用来指征那些超过句子的散漫的单元元素。正如兹维坦•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所说:

  文本的概念并不与句子处在同一层面,同时,文本也必须和段落进行区分,段落是由若干句子组成的排版单位。文本能与句子重合,就像与整本书重合一样。⑥

  文本研究类似于诗学语义学,它服从实证科学的原则。文本研究可以两种方式进行:内在的和外在的。内在的方式有关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而外在的方式则把文本当做一个承载内容,有构造肌理并独立于主体之外的客体。同时,文本也是一种融合的对象。塔尔图文化符号学派的代表人物洛特曼就把文本看做其概念系统的中心,是“核心的核心”。洛特曼对文本的定义中重要的一条提到:“文本不仅仅指自然语言写成的文字作品,任何一个被赋予完整意义的客体都是文本,比如绘画作品、音乐剧、一个仪式、一个手势以及无法留存的口头传达都可以是文本。”⑦巴尔特与洛特曼对文本的看法有着某些相似性,一方面由于巴尔特也是一个文化研究者,他把构成文化现象的文本从文学文本中扩展开来;另一方面他与洛特曼一样,都从符号学意义来定义文本,两者都是结构符号学学家,结构语言学的理论和俄罗斯形式主义一脉相承,为两者的理论来源,只是两者在最终的落脚点有些差异。洛特曼聚焦于文化,而巴尔特最终还是回归到文学,其文化研究只是文学研究的基石。但无论如何,文本这样一个涵盖多个意指的抽象概念正好可以用来当作文化的载体。无论是将文化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概念的斯特恩(H.H.Stern)还是将文化分为信息文化、行为文化和成就文化的汉默里(H.Hammerly)都无法否认文化包含诸如图片、音乐、文字等形式,这恰好需要文本这样一个概念来指代这些信息系统。

  那么,在“元文化学”概念框架下,文化研究中的文本该如何定义?本文认为,文化中的文本是涵盖文字、音像、图像等表征系统的意义集合,是一组或多组传递意义的符号。文本首先必须要表达意义。文化研究本质上仍是意义研究,无意义的文本本身起到的作用的就是无意义(如一堆杂乱无章的废弃物的堆垒表面上看无意义,但此文本本身传递着杂乱和无意义的意义)。其次,文本涵盖文字表征系统,如传统的文学文本,而文学是文化领域的最大部分;文本涵盖音像系统,如音像制品(以mp3,avi等格式保存的音乐作品或声音记录);文本涵盖图像系统,如绘画、雕塑、视频等。但需要说明的是,有些文化文本可能存在多个复杂的综合系统(如网络新闻,既有文字系统,又有图像系统和音像系统)。另外,文本建构在符号系统基础之上,它包含着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两种。比如一部佛经有文字,但同样也有表意性非文字符号,基督教的圣经除了有文字系统,还有十字架等表征符号。因此,文化中的文本不可能是一个层级的符号单独出现,它是由一个集合的系统及系统的嵌套组合而成。

  二、“元文化学”的核心要素:符号

  “元文化学”乃是朝向文本内部结构的理论化、抽象化的概念。既然文化的载体是文本,那么,文本由何构成?其共性是什么?简言之,音乐、绘画、诗歌、小说、宗教仪式等文化现象的基本组成单位是什么?在谈及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妨借用结构主义的方法,在这些信息系统中抽象出一个概念——符号,它是“文化现象中的表达单元,正像作为语言和思想的表达单元一样,代表着人类精神构造和物质构造的基本元素”。⑧按照赵毅衡的定义,“符号是携带意义的感知:意义必须用符号来表达,符号的用途是表达意义”。⑨在符号学层面,“符号以字、词、形象、声音、手势、对象等形式表征”。⑩既然符号系统是解决文本结构的关键,我们不得不谈及符号系统的建构。本文认为,将符号区分为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将语言置于符号之下,能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语言符号可对应索绪尔的“声音—概念—文字”系统,也可对应于巴尔特的“狭义语言”;非语言符号是文化研究中更为普遍的现象,“声音—概念—文字”系统以外的意指系统都可以看作是非语言符号系统,它遵循符号学的系统规则,这个系统规则同样基于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前者等同于索绪尔对语言符号的界定,这种符号是“发声的”(概念和音响形象的连结)。这也是语言学界无论是早期的萨皮尔,还是韩礼德、乔姆斯基都曾试图定义的。(11)后者具有语言学系统特质,但区别于语言符号(它们之间是并列关系)。这些符号不一定具有“音响形象”,但都含有一个系统(有两项关系项)。如交通信号、饮食、服装、建筑、音乐、神话、广告、汽车、数学公式等。正如圣•奥古斯丁所阐明的那样,符号(以类似于信号、指号、肖像、象征或记号、譬喻表征)等必然归结为两个关系项中的一种关系,符号有意义必定在于组合段的区分以及若干关系项。从符号学家张德乐(Daniel Chandler)对符号的定义我们也可以看出,字、词属于语言符号,而形象、声音、手势、对象等属于非语言符号层面。因此,我们可以说每一个文本都有其表达意义的符号系统。那么,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的系统性结构就对我们揭开文化中的语言文本和非语言文本的系统结构提供了可能。

  “元文化学”接下来需要处理的是,文化文本的符号系统究竟与纯语言系统有何区别。基于符号间存在的“类比关系”(analogy)或曰“同态关系”(homology),罗兰•巴尔特呼应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里的设想,在索绪尔建构的语言系统基础上建构了一种符号学系统。这套系统对于阐释文本的结构,尤其是用来分析文化文本,具有重要意义。他划分了符号系统的四对关系项:语言与言语、能指与所指、组合与聚合、直指与涵指。可以说,任何文化现象的背后,都存在这四对二元,是文本系统结构的骨架。索绪尔区分“语言”(langue)与“言语”(parole),认为“总体语言”(language)由“语言”与“言语”构成。“语言”是抽象的社会性的制度系统,也是一种值项(values)系统。而“言语”则是个体性的选择和实现行为,两者的关系是辩证的。这也就是文本意义确立之过程。索绪尔认为,符号是由一个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构成,就像一页纸的正反两面。能指对应表达面,所指对应内容面。叶尔姆斯列夫发展了这一区分,即认为每一层面都包含“形式”(form)与“内质”(substance)两方面。巴尔特则认为,其实每一个层面都含有一个表达面和内容面。因此存在四组概念:表达之形式(由组合规则和聚合规则构成)、表达之内质(如属于语音学而非音位学的发音)、内容之形式(诸所指之间的形式组合)、内容之内质(传递的文外信息,如意识形态、情绪等)。正如上文所论述的,文化文本包含复杂的超出语言系统的符号系统,它与语言系统在这二元结构上的区别是:两者的内质不同。比如,在交通信号系统中,能指为红色/绿色,所指为停/行。能指的颜色可以表征不同含义,如红色除了指令交通的“停”,还可以表征忠诚、火热等,绿色除了交通信号系统的“行”,还可以表征环保、经济、背叛(绿帽子)等;所指的停/行可以表征为“禁止/允许”。不难看出,在符号系统中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是一种“双重运动”,这是区别于纯语言系统的一个重要方面,即意指作用。巴尔特宣称,这种“功能—符号”(function-sign)双重运动需要一种第二语言(a second language)的存在,它与最初的功能化作用不同,它必须符合第二语义学机制(second semantic institution)。衣服用来御寒,但衣服的材质、设计、搭配可以指征一种身份,而这种指征规则也是语言社区约定俗成的。如明清朝代,黄色意指皇权,只有皇族才能盖黄色屋顶,穿黄色衣服,除非皇上御赐(如黄马褂)。处在此语言社区的人都熟悉此第二语义学机制,否则要被满门抄斩。在符号系统中,能指与所指的功能和语言系统中没有什么区别,不过存在一种同构(isology)现象,即“‘语言’以不可察觉和不可分割的方式将其能指与所指‘胶合’在一起的现象”。(12)如上面例子中,黄袍意指皇权,那么此时所指不只由其服装的能指(黄袍)为中介,同时也以一个言语片段为中介。能指是一个关系项,他必须和所指对立才获得意义。然而,能指和所指不同,能指必须有一个中介物或曰一种“质料”(matter),而“符号学中的种种混合的系统是由各种不同的质料构成(声音和形象,物品和书写物等)”。(13)

  此外,巴尔特区分的符号系统的直指(denotation)与涵指(connotation)这对二元结构对我们建构“元文化学”至关重要。在符号系统里面,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它们之间是嵌套关系,和乔姆斯基的生成句法一样,系统也具有延展性、生成性。假如我们用ERC(此处使用叶尔姆斯列夫对系统的勾画,E表示表达面,C表示内容面,两者通过R关联)来表示初始系统,那么在次级系统中,ERC可以成为次级系统中的表达面E(能指)或者内容面C(所指)。巴尔特称前者为涵指系统,后者为元语言系统,总而言之都是一个复合系统。它的子系统则由分节语言所构成(如文学就是这种情况),即涵指项可具有多重选择,如意指爱情可以是一首诗、一幅画或一朵玫瑰;而且诗、画和花也是非特定的,彭斯(Robert Burns)的“A red,red rose”、叶芝(Yeats)的“when you are old”,还是普通人的一首表白诗,一束用来求婚的玫瑰,都可以意指爱情。表达项则与外界相联系,如文化、环境、历史等。可以概括地说,如果在文学文本这个符号系统里,初级系统的形式是修辞学的话,那么次级系统里的所指则是整个意识形态。

  有必要指出,符号学研究的是能意指次级系统所指的初级系统之组合构成。用巴尔特的话说,则是符号学“把作为被研究系统的第一语言(或对象语言)当成第二系统,而这个对象系统是通过符号学的元语言被意指的”。(14)而文化中的文本一方面在初级系统中以语言或非语言符号存在,在次级系统中涵盖整个依托它的社会、环境以及意识形态。因此,文化中的文本本身是一种由嵌套系统组成的符号,它包含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一方面文学文本、纯文字类新闻等属于语言符号,而音乐、绘画、雕塑、宗教仪式等文化文本则由非语言符号构成。但不管如何,它们都遵循符号系统的规则。文本是某个观念总体的一部分,而这个观念的核心则是符号。文本的观念包含符号组合的意指实践,文本的核心要素就是符号;文本的系统结构与符号的系统结构同构。

  三、“元文化学”的核心内涵:“总体语言”

  20世纪是人文科学的语言学世纪。这不仅表现为哲学上的语言学转向,文学研究也自俄罗斯形式主义开始催生出跨语言学科的性质。如果说胡塞尔的现象学奠定了语言学转向的基础,那么海德格尔宣布语言是“存在的家园”则进一步推进了这种变革,哲学界、文学界纷纷把目光投向这个被遗忘的角落。应该说,文艺界跟随哲学界的自我更新是必然的。正如黑格尔的观点那样,文学、艺术最终要让位于哲学。索绪尔开创了现代语言学,其严密的系统逻辑和结构分析方法为文艺学的语言学转向搭建了桥梁。文艺理论家们自觉辐辏于这种崭新的方法论,并试图找出一切通往语言学的道路。既然文本由符号系统构成,那么符号系统的结构是如何建构的呢?事实上,符号系统的建构从一开始就与语言脱不开干系,符号学的起源与发展离不开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如果把符号系统比作一个语句,那么语言就是组成语句的语法。文本作为语言的编织物,也必然建立在语言学模式之下。在文化文本中,语言不再是表达意义的工具,语言本身就是文化的本体。语言作为文本的本质,成为文本建构的依据。20世纪以来,“随着哲学上的语言学转向,文本被看做是一种语言的存在。在语言学的视域中,世界不再是抽象、永恒的本体,也不是人的心理和认知能力的研究就可以掌握的。世界是意义的构造物,而意义则是由语言编织的”。(15)正如哈利佐夫所说,“文本是言语单位本身井然有序的组织结构”。(16)

  “元文化学”也需要借助语言学的普遍规则来建构其内核,因为文化文本表现为符号系统。不管语言符号还是非语言符号,它的系统结构的构建是依赖语言学结构的法则。语言学研究止于句子的语法关系,那么符号系统也一样,存在一种符号组合规律或者文本生成法则。巴尔特认为狭义的语言从属于符号,而符号又反过来从属于语言。他认为文本是由语言来决定的,人们只需要处理文本与语言的关系就可以了,符号只不过是来源于语言又低于语言的,只不过是充当过渡性解释作用的一个概念而已。然而,这种区分狭义语言与广义语言的做法在文化研究中不能清晰地解释语言、符号、文本之间的关系,导致语言与符号的概念常常混淆不清。在文化文本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把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统称为由语言(langue)构筑的“总体语言”(language)就可以了。语言和言语所组成的“总体语言”是符号系统的建构框架,而我们要讨论的这种文本系统的结构规则的“总体语言”就是文本的符号组合规律,也是“元文化学”的核心内涵。

  为了弄清楚文化文本的“总体语言”,我们有必要再论及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的区别。前者是单一系统,后者则是嵌套系统。有“音响形象”的语言符号是单一的语言—言语、所指—能指系统,而后者多了一层实在系统。由于文化文本多表现为非语言符号系统,因此我们以讨论复杂嵌套系统的“总体语言”来分析文化。符号学系统第一组分类如果仿照语言符号的“语言”与“言语”的区分,则有必要做些细微修改,因为在非语言符号系统里面,“语言”与“言语”有可能单方面缺位。为此,我们试着分析一下文化当中的各非语言符号系统。为了清楚地展示这三组系统的“语言”与“言语”,我们参照巴尔特对汽车、服装、饮食的描述,列出一个表格,如图表所示:

  从上表可以看出,表现为服装、饮食、汽车的文化文本系统的“总体语言”的构成物——语言与言语不是表现为语言符号里的“系统性的语言结构规则”和“个体语言”,而是深化了的总体和个体。但毫无疑问,这些符号的语言结构都存在这样的二元对立,而每一个二元对立的变化都会引起意指模式的变化。比如服装的各种搭配可以表达民族性(头饰、面纱、布料颜色和金属指征少数民族服装)、地位、阶层、身份(服装的品牌、质料以及稀有性,是地摊货还是高档奢侈品),还可以表示服装主体的个性(与众不同的、高雅有品位的或者猥琐、邋遢的),这些表征在作者的表意传递和读者的获得意义之间建立了一种桥梁关系。

  “元文化学”还需讨论的则是文化文本的“总体语言”的另一对结构——“组合面”(syntagm)与“系统面”(system)。它类似于雅各布森的“换喻”(metonymy)与“隐喻”(metaphor)这对概念,是雅各布森首次将这对概念运用到非语言符号系统中,换喻对应组合段,隐喻对应聚合段。英雄史诗、现实主义小说、格里菲斯的电影镜头等属于换喻,而俄国抒情诗、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的作品、超现实主义绘画、卓别林的电影、弗洛伊德的梦境象征等则属于隐喻。(17)巴尔特认为,新闻报道、民间故事属于换喻,而主题学文学批评、格言式的话语都属于隐喻。在他看来,由于分析家们进行分析的元语言是隐喻的,与隐喻对象构成同构,所以隐喻类文学相当丰富,而换喻类则几乎不存在,这也是他呼吁建立一种组合段文学分析方法(叙事学)的初衷。如果把隐喻与换喻看做文本(即言语形式呈现的组合段)的两个轴,那么可试举一些符号学系统的对立项,来证明按照组合轴切分方法进行研究是合理的。如下表:

  在这一系统中,一方面服装、饮食、家具的基本组合规则是文化接受者头脑中固化的认知经验,另一方面聚合面的可替换特征对于文化塑形、区分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比如一个穆斯林在饮食上区别于其他文化,可表现为饮食系统的聚合面的区别性特征(兰州牛肉拉面的文化标记与穆斯林对猪肉的文化禁忌)。因此,熟悉每一个文化文本的“总体语言”,了解符号系统中的组合规则,分析文化文本的语言与言语、组合与聚合,对于文化读解具有至关重要的文化本体结构论和阐释学意义。

  “元文化学”这一概念对于文化批评的作用不言而喻,它所处理的文本、符号与“总体语言”及其关系可归纳如下:文化研究的对象——文本,我们可称之为文化的表征方式,它的本质是由一套以上的复杂符号系统建构而成,而其文本生成方式则模拟语言学中的句法规则,非语言符号和语言符号通过语言学的基本二元“语言”与“言语”生成“总体语言”,最终参与构筑文本。因此,文化中的文本由符号构成,符号是文本的表征形式。文本一方面是符号系统的意指过程,是能指与所指相结合的意义产生机制,另一方面文本的范围扩大化——它不仅表征为传统的文学文本,而是带有泛文本、超文本等后现代文化研究中的典型概念。随着文学新样式的出现,跨学科方法论的当代需求,催化了文化中文本的界面与功能,使得“元文化学”具有深刻的意义:第一,扩大了文学研究的张力,文本不再局限于文学文本;第二,文化批评的跨学科化在方法论上具有很强的操作性,为具体的文本分析提供了精密的分析框架;第三,把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统一起来,突破了结构主义的局限,催生后现代文化研究转向。而在文化研究中,除了文本外部的“文化散论”,还需要理性逻辑的文本内部的结构分析,文本、符号、语言这些术语及其关系也将成为新时期文化批评的关键词。

  ①Roland Barthes,"The Theory of Text",in Untying The Text:A Post-Structuralist Reader,ed.Robert Young(Boston,London & Henley:Routledge & Kegan Paul,1981),p.32.

  ②George Landow,Hypertext 2.0:The Convergence of Contemporary Critical Theory and Technology(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7),p.3.

  ③梅启波:《文本概念的旅行及其核心要素的生成》,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199页。

  ④钱翰:《从作品到文本:对文本概念的梳理》,载《甘肃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41页。

  ⑤王金福:《文本是语言》,载《福建论坛》2011年第10期,67页。

  ⑥转引自Roland Barthes,"The Theory of Text",in Untying The Text:A Post-Structuralist Reader,34页。

  ⑦康澄:《文化及其生存与发展的空间: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理论研究》,河海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20页。

  ⑧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11页。

  ⑨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7页。

  ⑩Daniel Chandler,Semiotics:The Basics(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2007),p.2.

  (11)Sapir的定义是“voluntarily”(随意的),Hall的定义是“oral-auditory”(听说关系的),Chomsky的定义是“a set(finite or infinite)of sentences”(一组有限或无限的句子)。他们之间的共性是认为语言符号是任意的、发声的、人类用来交流的。See Dai Weidong & He Zhaoxiong,A New Concise On Linguistics For Students of English(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Press,2002),p.8.

  (12)Roland Barthes,Elements of Semiology,trans.Annette Lavers & Colin Smith(New York:Hill & Wang,1977),p.43.

  (13)Roland Barthes,Elements of Semiology,p.47.

  (14)Roland Barthes,Elements of Semiology,p.92.

  (15)弗朗索瓦•多斯:《从结构到解构: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上卷),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81页。

  (16)瓦•叶•哈利佐夫:《文学学导论》,周启超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300页。

  (17)Roman Jakobson,"Deux aspects du language et deux types d'aphasie",in Temps Modernes,No.188,janv.1962,pp.853 ff.元文化学”:文化研究中的文本、符号与“整体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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