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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大成者:董其昌

时间:2018-02-26 09:13     来源:新华日报     作者:倪熊      点击: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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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董其昌,生于明世宗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卒于明毅宗崇祯九年(公元1636),号思白,又号香光居士,人称“董华亭”。

集大成者:董其昌
【图语:董其昌作品】

  中国古代,都是后朝写前代历史。清朝,撰写《明史》的张廷玉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怎么写董其昌?因为其书其画艺术成就毋庸讳言,尤其圣眷甚隆,当朝几任皇帝对其赞誉有加推崇备至;其官宦生涯也尚属可圈可点;难就难在其祸害乡里劣迹斑斑同样登峰造极民抄董宦晓喻江南。既不能如实道来,也不该隐恶扬善,张廷玉算是老辣的姜,擅长捣糨糊和稀泥,《明史·董其昌传》这样写道:“董其昌,字元宰,松江华亭人。举万历十七年进士,改庶吉士……坐失执政意,出为湖广副使,移疾归。起故官,督湖广学政,不徇请嘱,为势家所怨,嗾生儒数百人鼓噪,毁其公署。……其画集宋、元诸家之长,行以己意,潇洒生动,非人力所及也。四方金石之刻,得其制作手书,以为二绝。造请无虚日,尺素短札,流布人间,争购宝之。精于品题,收藏家得片语只字以为重。性和易,通禅理,萧闲吐纳,终日无俗语……”

  董其昌,生于明世宗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卒于明毅宗崇祯九年(公元1636),号思白,又号香光居士,人称“董华亭”。他以书画闻名于世,是一个以艺术成就卓立于中国文化史上的巅峰人物。董其昌早年出身望族寒门,而且是相当的寒,据《云间杂识》记载:“董思白为诸生时,瘠田仅二十亩”,地不多,还瘠薄,糊口之难,可想而知。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中举进士时年33岁,这是他政治生涯的开始之日,当编修、作讲官,一路顺风顺水,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太子太保等职;也是他艺术生命肇起之时,17岁那年科考,他本名列第一,无奈主考觉得他那几笔字实在太蹩脚了,将其改列第二。这当然使他大受刺激,在《容台集》中他自述说:“每旦必书千文一卷。余此卷先后七年,纸成堆,墨成臼,书道安得不进乎!”华亭本是书家云集之地,他又有天赋,很快就出类拔萃、扶摇直上,至此已是触类旁通,兼及绘画,直追前人。

  董其昌才溢文敏,通禅理、精鉴藏、工诗文、擅书画及理论。董其昌的绘画长于山水,特别讲求用墨的技巧,讲究泼墨、惜墨的手法,浓淡、干湿自然合拍,着墨不多,却意境深邃,韵味无穷;他注重师法传统技法,其设色山水,或用杨升没骨法,从彩笔代替墨笔,完成线条、轮廓、勾、勒、皴、擦,尽态极妍;或仿黄公望的浅绛法,参以赵大年、赵孟頫的青绿法,别树一格,层次分明,淡雅清新,生机盎然;他追求平淡天真的格调,作画强调写意,使绮丽多姿的山水更富有浪漫主义的色彩;尤其是他兼长书法、诗文,每每绘完山水,题以诗文,行楷簇簇如行蚕,闪闪如迅霆飞电,全图诗、书、画相映成趣,和谐一致,极其富有抒情意境,因而成为文人画追求意境的典范。《画史绘要》评价道:“董其昌山水树石,烟云流润,神气俱足,而出于儒雅之笔,风流蕴藉,为本朝第一。”董其昌说:“寄乐于画,自黄公望始开此门庭”。这既是创作画论,也是人生感悟。非常明确,画画的目的,就是为了高兴,自己快乐,颐养天年。这甚至可以说是他设身处事的人生哲学,也和他在官场上的态度相一致:不管在督湖广学政时,遇到麻烦也好,或者任命为山东副使、河南参政时,含着点降职的成分也罢,甚至做南京礼部尚书时,碰到魏忠贤把持朝政,他都是“深自引远”,“请告归”。董其昌说:“以境之奇怪论,则画不如山水;以笔墨之精妙论,则山水决不如画。”他主张“行万里路”,有两重用意:一是直接玩赏自然山水,享受君子林下之风;另一是印证古人的画法用意所在,他在游山水中,心中带着古人无数画本,经常进行比较。即在自然山水中,获得画本中笔墨的来源,而在临摩古画中,体味笔墨的趣味。从这个角度来说,自然山水就是含有笔墨之意的。

  我们在观赏董其昌的山水画作品中,从早年到晚年,于题材内容、构图布局方面,很难看到它们之间有多大差别,而在笔墨的精进上,却留下了明显的足迹。就这一点而言,和文徵明有点相似。董其昌认为笔墨即是皴法,皴法是在对自然山石的观察中有所提炼取舍创造出来的,皴法也包含着对笔触的审美,其中轻重缓急之别,实际表现了不同的情绪。从这一点说,西方绘画直到十九世纪才有对笔触的欣赏,董其昌对笔墨的审美观,是值得重视的。

  由于他出生于松江华亭,画史上把他及周围的画家叫作“松江派”或“华亭派”,姑且把这看作昵称吧。其实,又何岂止啊?

  董其昌是在文征明之后文人画的一面旗帜,作为海内文宗,执艺坛之牛耳数十年,是晚明最杰出、影响最大的书画家。董其昌作为南宗开山,他还从一个观照中国文化更广泛的背景下,提出了深具影响的中国画南北宗论,此后引发的几百年对此观点的讨论与话题似乎是一个试金石:中国文化与中国书画的诸多重大问题即是:何谓真正的“文人画”?文人画的真正目的与思考在哪里?之后文人画创作热潮如火如荼,并最终确立了文人画一统天下的地位,并波及到近代画坛,董其昌可以说是承先启后居功至伟。自明末至清亡的三百余年间,中国的画坛和书坛称为“董其昌世纪”,是毫不夸张的。

  董其昌的书法成就也很高,虽处于赵孟頫、文徵明书法盛行的时代,但他并没有一味受其左右,而是综合了晋、唐、宋、元各家的书风,自成一体,其书风飘逸空灵,风华自足:笔画园劲秀逸,平淡古朴;用笔精到,始终保持正锋,少有偃笔、拙滞之笔;在章法上,字与字、行与行之间,分行布局,疏朗匀称,力追古法;用墨也非常讲究,枯湿浓淡,尽得其妙。而尤以行草书造诣为最。书法至董其昌,可以说是集古法之大成,“六体”和“八法”在他手下无所不精,在当时已“名闻外国,尺素短札,流布人间,争购宝之。”一直到清代中期,康雍乾祖孙三个皇帝都以董的书为宗法,十分偏爱,甚而亲临手摹,常列座右,晨夕观赏。

  董其昌的书法、绘画,每一字、每一笔,换来的都是真金白银。董其昌成名后遂富甲一方,富到流油,连同为本乡本土的另一高官徐阶,比他官大三级的前首辅,也对他“膏腴万顷,游船百艘”的家产自叹弗如。名气、权威、钱财三者合一的优势让董其昌得意忘形,在京城为官时多多少少还有点儿顾忌,回到松江华亭,便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再有子弟不法,家人仗势,狐假虎威,为非作歹,贻祸家乡。老百姓积怨之深,民愤之大,早就恨之切骨。明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的春天,由于他强纳民女,出了人命案,遂遭遇了一场农民运动式的抄家。忍无可忍的江南民众成千上万从四乡八里啸聚而来,焚其屋舍,毁其资产,砸其牌匾,殴其家人,事儿闹得挺大。中国人特别讲究“德艺双馨”,特别忌讳这一点。历史上但凡奸臣逆臣无论诗文才学绘画书法成就有多高,品行过不去,就一定让人诟病,孜孜不倦念念不忘。不是一定要牵丝绊藤,而是民抄董宦的野史流传,在江南一带几乎家喻户晓。

  这在中国文人中间,恐怕别无分店,在世界文人中间,大概也是独此一家。

  我曾经和朋友在苏州胥口渔洋山兜兜转转寻寻觅觅好不容易在山坳里找到董其昌的墓位,一堆乱石,几丛衰草,墓碑上刻的是“明董文敏公墓”,题款:已未冬吴中保墓会立,后学吴荫培拜书。碑前有一块吴县人民政府1986年3月25日立的石碑,上刻“吴县文物保护单位:董其昌墓”。集大成者:董其昌

  本栏目由苏州市美术家协会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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