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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培元:漫谈中国哲学与现代文明

时间:2016-09-08 17:40     来源:江淮论坛     作者:蒙培元      点击: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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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但它说明了一个事实:儒家文化或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决不像某些思想史家所说的那样,已经永远成为过去,进入历史的陈列馆。它不仅在东方世界发挥作用,而且将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蒙培元:漫谈中国哲学与现代文明
【图语:蒙培元】

  人类文明经历了很不寻常的历程,现在人们普遍承认,人类文明进入了多元化时期。有人预言,未来世界将是基督教文明,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三足鼎立”和互相冲突的时代。(享廷顿《文明的冲突》)这一看法是否成立,是另一个问题;但它说明了一个事实:儒家文化或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决不像某些思想史家所说的那样,已经永远成为过去,进入历史的陈列馆。它不仅在东方世界发挥作用,而且将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中国哲学。这不是什么“基础主义”或“无穷后退”,也不是过分抬高哲学的地位,而是文明发展的事实,表明了理想主义的价值追求。人们都承认,中国哲学的主题是人的问题,它涉及到各个层面。在当今科技和工具理性支配一切的时代,这个问题便显得更加重要了。

  有人认为,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不过是一种“政治伦理”,它只能为某种专制制度或权威主义提供一种理论支持。这种说法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有道理的,但是,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这是被历代统治者利用来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学。这当然不能说成是完全虚假的意识形态,它在儒家哲学中也能找到某种支持。三纲主义的等级观念和服从意识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对此,我们不必为之辩护,倒是需要运用批判理性作出解释。

  但是,中国哲学的真正精神是不是仅限于这样的“政治伦理”,或者甚至概括为伦理主义,道德主义呢?我认为这是问题的关键。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需要我们对中国哲学进行深层了解。解决这一问题,也有助于解决中国哲学与现代文明的关系问题。

  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虽然具有整体性特征,就是说,它本身不仅是有机的整体,而且就其功能、作用而言,也是难以划分清楚的。尽管如此,就其价值而言,是有不同层次之分的。这一点正是需要我们进行研究并加以说明的。

  就现实层面而言,儒家哲学有一种肯定现实的倾向或趋向,道家哲学有一种否定现实或批判现实的倾向或趋向。但所谓肯定或否定,并不等于对现实存在的前提进行肯定或否定,也不是对现实存在进行无条件地肯定或否定。这里包含着某种理想主义的主张和批判精神。正如孔子在讨论政治问题时所说,“政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这个“归于正”的“正”,就是孔子的理想政治,即所谓“德政”。“德政”是人治而不是法治,这在以市场经济为特点的现代社会,显然不合时宜,如果硬要推行,就有可能产生腐败和虚伪。但是,这种学说提出了一种理想价值,这就是为政者必须有德,以诚实与信誉对待百姓,爱护百姓,“使民如承大祭”,敬而慎之。如果在法治社会,如果执行者无德,或者只有冷酷无情的法律而无德性与良知,也会产生很多问题。现代法治社会同市场竞争是相一致的,也能够抑制特权。但是,我们也常常看到法律同良心的冲突,这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如果能很好地解决好这类问题,岂不是现代社会的一大“福音”。儒家哲学留下了很多难题,它一方面提倡理想和谐的社会政治,另一方面却缺乏必要的社会建构学说,缺乏民主与法治的传统。只靠个人的德性、良知去实现理想和谐的社会,这在农业自然经济社会固然有其一定的根据,而在现代工业市场经济社会(包括后工业社会),则是显得格格不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的理想追求是毫无意义的。它能不能为现代社会或后现代社会提供一种有价值的理论资源呢?我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在工具理性充分发展的现代社会,难道就不需要另一种理性吗?我们为什么要生活在“非此即彼”的思维中呢?

  至于道家的批判哲学,也不是完全消极的批判,其中包含积极的因素,比如它所主张的“无为而治”,具有一种深刻的人性根据。如果我们不是浮浅地理解“无为而治”,那么它将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宝贵财富。在中国历史上,只有汉初很短的一段时间里实行“无为而治”,那当然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政策,但是,一个强大帝国的繁荣和兴盛,正是从那时奠定了基础。至今人们谈起历史,仍对那段时期充满了憧憬。这不是“怀古”,而是体现了某种学说的感召力和生命力。“无为而治”有丰富的内含和意蕴,可以在不同历史时期发挥其不同作用。之所以有生命力,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它能顺应人的自然之性。这既不是无政府主义,也不是“无序化”,而是一种更有人情味的有序化,可以使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人民各展其业,各安其乐。在现代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如果赋予这种“无为而治”以新的时代内容,那么,它不仅不会抑制社会的发展,而且会使竞争更加合理化、人性化。

  此外,就社会层面而言,儒家哲学要求一种广泛的伦理秩序,其基本出发点便是家族伦理或家庭伦理。这种伦理是情感型的,不是理智型的,其特点是维系人们之间的亲情般的和睦相处,同时也伴随着家长式的等级制与服从。(谈到对权威的服从,正如弗洛姆所说既有理性的权威,又有非理性的权威,儒家对此没有作出具体分析。从儒家的主要著作看,它是主张理性权威的。但实际情形却并非如此。)就前者而言,它可能对现代经济的发展产生某种作用——至少在中国和东方是如此。家庭结构变化了,但这种伦理精神可能在企业中存在并发挥作用,或者渗透到现代企业,或者以家庭企业的形式出现。它具有一种凝聚力,亲和力,但这决不能是封闭的,只能在开放的条件下,不断吸收新的精神,才能有所发展。当然,对这种作用不可估计过高。有人说,日本和东亚小龙靠这样的儒家伦理发展了社会经济,故有所谓“儒家工业化”之说。我认为这种说法至少是片面的。如果没有新的精神,只靠儒家伦理是决不能发展现代工业的。而儒家伦理中的等级家长制,从长远观点看,并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发展,因为它限制了个人自主性、创造性的发挥。

  我认为,中国哲学对现代文明可能具有的最大价值不在这些方面,而是在人文精神方面,具体地说,在人生选择和生命意义方面。

  我相信,任何哲学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因而具有时代特征;但是我也相信,任何哲学,都提出并回答了人类普遍关心的问题,尽管回答的方式和结论并不相同,因而具有民族特征,但正是这些不同特点为人类文明作出了贡献。如果要讲民族性的话,那么,它是民族的哲学,而不是民族的哲学。这样说有两层意思:一是任何民族的历史文化都会有变化,但哲学作为该民族生活经验的结晶和智慧,必有永久性普遍性的价值。二是任何民族的哲学,只能在开放的条件下才能发展。这一点已被历史事实所证明,并将继续被证明。在当今的世界,哲学的对话和交流已不可避免,冲突不可避免,融合也不可避免。冲突的结果是吸收和融合,而不是谁消灭谁。

  中国哲学是在农业自然经济条件下产生的,就人生问题的解决而言,它追求人与自然的安谧和谐,这一点连西方宣布“重估一切价值”的反传统思想家尼采也看出来了。但它决不像尼采所说,是什么“中国的把戏”(见《权力意志》),而是中华民族人生价值的根本原则,其中有些深邃的道理,不仅能够适应现代工业社会,而且能够使现代社会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它不仅是民族的,而且是人类的。因此,我们应当以人类的眼光,而不仅仅是民族的眼光看待中国哲学。

  尼采曾经说过,“你应”无条件地服从,这是斯多葛主义、基督教和康德哲学所主张的;比“你应”更高一级的是“我要”,他是指英雄人物;比“我要”更高一级的是“我是”,他指的是希腊精神。(《权力意志》P118,他特别提倡酒神精神。)他对康德的自由意志与宗教形上学,批判不遗余力。中国哲学既不是康德式的意志自由,也不是基督教式的宗教形上学,它所要回答的正是“我是”的问题。“我是什么”,“人是什么”,“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这显然是一切哲学都要面对的问题,其他问题都是从这里发生的。但是,对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中国哲学同西方哲学的回答确实有所不同。

  这里不能详细讨论中西哲学的关系,但是应当指出的一点是,西方哲学固然崇尚理智理性,但在人与世界的问题上,一直在灵魂与肉体、精神与存在的二元对立中寻求问题的解答。(有人不同意这个看法,我看没有多少道理,至少西方哲学的主流是如此)如果说,在“上帝死了”之前,主要是追求灵魂的不朽、精神的幸福;那么,在“上帝死了”之后,主要是追求肉体的欲望和感性的幸福。“工具理性”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可以说从“宗教改革”开始,但不能完全归结于“宗教改革”)。

  中国哲学的根本特点是,主张精神与肉体、理性与感性的统一,用中国哲学的语言表达,就是“神形合一”、“性气合一”。中国哲学认为,人是整体的“存在”,是一切存在中最完美、最完善的。“人者万物之灵”,灵既是“灵气”,又是“灵性”,性气是不能分开的。关于人的这样一种哲学,我认为是很好的哲学。如果“现代性”(或“现代化”)是一个完整的概念,那么作一个现代人也应当是完整的人,应当是精神与肉体、理性与感性统一的全面健康、全面发展的人。如果把精神和肉体分离和对立起来,要么追求精神的幸福,要么追求肉体的快乐,不能认为是完整的生命或人生。不能否认,西方哲学具有一种彻底性和批判性,这是它的特点。启蒙运动实现了“理性至上”,一切都要诉之于理性,人被定义为“理性的动物”;现代哲学发生了“语言的转向”,语言就是存在,人被定义为“语言的动物”、“符号的动物”;后现代主义则开始了对理性的全面批判,强调“日常语言”。这其间自有其深刻性、彻底性。但是现在又过分强调非理性、现实性,理想主义、精神超越统统被斥之为“无意义”、“保守”、“颓废”。在这种情况下,主张精神与肉体、理性与感性统一的中国哲学,难道没有发言权吗?对于人类未来哲学的发展,难道没有意义吗?灵与肉的冲突,有利于不断追问人生的底蕴,迫使人们不断思考人生,试图求得“彻底”解决。但是,人生问题永远不可能彻底解决。如果人生问题真的一旦解决了,人生的意义也就不存在了。中国哲学虽然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大起大落”,缺乏这样的自我批判,而是在一个比较平稳的轨道上持续发展,因而具有不可避免的滞后性弱点;但它解决人生问题的方向,无疑是具有极大优势的,这一点在人类哲学发展中必将产生深远影响。

  我不完全同意这样一种看法,这种看法认为,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完全“合拍”了,二者具有相同的特点。实际上二者并没有完全“合拍”,各有各的特点。比如,后现代主义主张消解主体与客体,中国哲学却是讲主体的;后现代主义主张消解理性与感性,中国哲学则是讲理性的。如此等等。中国哲学在一切对立中主张辩证式的统一,而不是完全消解一切对立。但是,二者确有相通之处,这就是它们都反对二元对立。

  中国哲学的另一特点是,它不像西方哲学那样追求最后的实体,或“终极实体”,而是追求一种心灵境界。能不能说西方哲学是实体说,中国哲学是境界说,从主要特征看,我看可以这样说。在中国哲学看来,人既是整体的存在,心灵境界也应是整体境界。既然讲境界,当然有心灵的超越,但这是自我超越,不离自我而又超越自我。最高境界当然是“天人合一”境界。

  心灵问题始终是中国哲学关心的问题。中国哲学认为,心灵并不仅仅是认识器官或贮藏室,因而不等于知性或智能,它虽然包含知性,但更重要的还有情感、意向等等,这一点对于解决“人”的问题至关重要。冯友兰先生讲中国哲学,提出“精神境界说”,认为中国哲学中具有永久性价值的东西,就是能提高人的精神境界。这是冯先生对中国哲学的一大贡献。但是,他只强调概念的认识却忽视了情感及其体验的作用。牟宗三等学者重视直觉,但也是强调理性方面,忽视了非理性、超理性的方面。但是不管怎么说,重视“生命体验”,是当代新儒家的一个重要贡献。现在有人提出,讲生命体验,并不能解决中国哲学现代化的问题。我倒认为,生命体验正是中国哲学的特点所在,抛开中国哲学的根本特点,还讲什么哲学的现代化呢?如果不是从单纯功利目的出发理解现代性或现代化,那么中国哲学对现代化的意义就是非常大的。

  中国哲学最重视人的心灵情感,但这并不是提倡非理性的“情感主义”。人之所以为人,不能没有情感,情感之对于人生,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本质的。人生的乐趣,不仅仅在于满足物质欲望,也不在于追求知识,而在于有高尚的情趣、情操和情怀。这就是方东美先生所说的“情理合一”。说到底,这是一个心灵境界的问题,也是主体性问题。这里除了认识,更重要的还有体验。对中国哲学来说,认识某个事实及其所以然之故,是很容易的,“可坐而致也”(孟子语),用不着花很多功夫——中国哲学的缺陷也在于此;但是陶冶人的性情,提高人的境界,却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困难的,不可不下功夫。

  究竟什么是境界?很难从概念上说清楚。但它决不是单纯的客观认识,毋宁说是心灵所达到的一种界域和境地。界域有大小,境地有高低。它是精神的,但又不离肉体;是心灵的创造,但又不完全是主观的,只要成为“境界”,便有其客观普遍性。任何人的境界都是个人的境界,不同于其他人;但是它又有共同性、一致性,因为人有共同的本性。这就是客观化的主观性。正如人的情感,既是个人的,又是共同的;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既是相对的,又是普遍的。这里强调情感,并不是说,境界就是情感。它也可以说是思维空间,认识空间,但决不是单纯的客观思维、对象认识。它也可以说是意向、意志活动所达到的境地,同行为、实践密切相关。从情感的角度而言,有美学情感,道德情感,宗教情感,这都是中国哲学所提倡的。如果说,美学情感有所谓“有意味的形式”,那么,道德情感也可以有某种意义的形式,宗教情感可以有某种永恒的形式。这些都是心灵的体验和创造。拿宗教情感及其体验来说,创造出上帝还是别的什么,这是大有区别的。尼采说:“上帝死了”;现代哲学则又说:“人也死了”。但在中国哲学看来,上帝根本没有存在过,人却没有死。上帝完全是外化、异化的结果,中国人的宗教情感则完全是在心灵中实现的,而且是哲学化的。所以中国人并不需要信仰上帝,但是却相信人可以成为神圣,可以达到永恒与不朽。

  中国哲学的境界说,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甚至包括中国化的佛学,虽然各有不同,各有特点,但是它们都主张实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如前所说,“天人合一”是一种整体境界,既包括美学境界,也包括道德境界,还包括宗教境界。其间虽有层次之分,但决不是各自孤立的。康德的三个批判,在中国哲学看来,既不可能,也无必要。

  当代生态伦理学的研究者中,有人把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与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相比较,不能说毫无道理,但“天人合一”主要是讲心灵境界的,不讲生态问题的。还有人把“天人合一”说成是人与自然不分、主体与客体不分的浑沌一团,这就大错特错了。“天人合一”固然反映了农业自然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愿望,但它的根本意义在于人的精神和生活问题,比如道家的“人相忘于道术”,儒家的“天地万物一本”,就是一种很高的精神修养,精神境界。

  现代文明应当是物质与精神谐调发展的高度文明。人为了生活更好,不仅要满足肉体需要,而且要满足精神需要,把人类的精神需要同物质需要对立起来,并说成是“颓废”、“保守”,这在批判宗教时可能具有积极意义,但在现代社会中已显出它的弊病。人的生活不仅要电脑化,而且要艺术化、道德化。人有精神需要,有超越意识,这是人的特点。一切都被符号化了,人生还有什么意义?中国哲学的境界说就是讲自我超越的,讲自我完善的,甚至是讲人的神圣化。人能成为“神圣”,就用不着某种特殊的宗教了。哲学离不开理性,但是过于理性化、形式化、数学化、符号化,它就会变得僵化,离人生越来越远,因而缺乏生命的创造力,缺乏生活的情趣。但是,如果只讲能、欲望、个人化的情感,那可真是“人欲横流”了。“人欲横流”决不应成为现代文明的特点。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哲学对现代文明将会作出自己的贡献。但这决不是说,中国哲学没有它的严重的时代局限。任何哲学都具有二重性,中国哲学也不例外;这也不是说,中国哲学不经批判与解释,不经过同其他哲学的对话与理解,就能作到这一点。恰恰相反,中国哲学要为现代文明真正作出贡献,途径只有一个,就是突破固有的界限,扩大自己的视野,与世界哲学展开积极对话,以丰富和发展自己。蒙培元:漫谈中国哲学与现代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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