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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火传承,奋力创进——六十二年治学述略

时间:2019-11-05 23:40     来源:《国学》     作者:胡昭曦      点击: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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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回眸历经一轮甲子的专业学习和学术活动深深感受到,我们这一代,生在旧社会,长在新中国,所受教育和学术环境兼有传统与革新,我们的老师不少是传统社会的贤哲又是新社会的名师,而今又和我们一起在为国家美好未来教书育人。认真学习是我们的基本要求,薪火相传是我们的学术位置,承前启后是我们的历史使命,推陈出新、奋力创进、发展学术、服务社会是我们的专业担当。

薪火传承,奋力创进——六十二年治学述略
胡昭曦先生

  我从事历史专业的学习,是从1956年7月23岁时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五年制)开始的,1961年7月毕业留校任教,2003年4月70岁离休,至今(2018年)在四川大学已经生活、工作了62年。毕业后,先后承担了历史专业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的教学,开出过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专题研究课等,指导了硕士生14名(中国古代史、中国地方史两个专业),中国古代史博士生8名、博士后3名。科学研究一直以宋史、巴蜀历史文化为方向,截至2018年1月,出版专著16种(内主编2种、合作2种),主持或参与古籍整理、工具书编纂13种,发表论文145篇(其中10篇合作)、短文19篇。参加过《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大辞典》一些条目的撰写以及《简明宋史》《四川通史》《成都通史》《重庆通史》《巴蜀全书》《巴蜀文化通史》《四川大学史稿》《成都精览》等史志著作的审读。1985年被评为“成都市先进教师”,1989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1992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终身),1993年被批准为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批),1998年被批准为四川省首批人文与社会科学学术带头人。获四川省人民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5次。

  回眸历经一轮甲子的专业学习和学术活动深深感受到,我们这一代,生在旧社会,长在新中国,所受教育和学术环境兼有传统与革新,我们的老师不少是传统社会的贤哲又是新社会的名师,而今又和我们一起在为国家美好未来教书育人。认真学习是我们的基本要求,薪火相传是我们的学术位置,承前启后是我们的历史使命,推陈出新、奋力创进、发展学术、服务社会是我们的专业担当。

  本文以科研工作为重点,简要谈谈我的治学历程和学术活动

  师长教诲,引向殿堂

  我于1949年在自贡市的旭川中学高中三年级时参加革命,1950年后在共青团自贡市委机关工作。1956年1月,中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规定当年全国高校招生时,在职干部凡符条件均可自愿报考。我响应号召申请报考,单位领导给予大力支持,还给了近一个月的脱产复习时间。1956年7月被録取入读四川大学历史系。

  历史专业是我报考的第一志愿。为什么我要学历史?当时是懵懵懂懂的,现在看来这是偶然也是必然。作为一个基层干部,在读完高中经过六年工作之后的我,这是一个圆大学梦的机遇,选什么专业已不重要,这是偶然。也有一定的必然,即家庭教育对我的影响,祖父、父亲都重视名教,喜好诗书,潜移默化,还给我们弟兄补习国文。我所就读的旭川中学,延续了旭川书院的文脉,谢奉琦烈士、吴玉章先生都曾在该书院学习,具有书院传统和革命传统,还有幸遇到一批好老师。到高中二年级分文、理组时,我选文组就读,喜欢国文、历史、英语、音乐等科。在老师中,我最佩服的是教历史课的、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的王道隆先生,因而考大学选报专业时首先想到的是历史。加之我已在基层工作六年多,经历过土改试点、复查,农村、城市建圑等工作,这些使我较为广泛而深入地接触社会和各种人,培养观察社会、思考历史的习惯,后来又有两年团市委的盐厂青工基点工作,试验了一些新的举措,写过一些工作简报或总结,在创新意识、数据搜集、分析综合、文字表达上都有一些锻炼。报考大学时,视自然学科为难学、对人文学科感兴趣又有一定基础的我,就选了历史专业,只觉得这个专业我可能考得上读得走。

  在四川大学,是师长的教诲把我引向历史科学的殿堂,学校的培养教育和老师的指导帮助起了决定性作用。要求我们:一是要走又红又专的道路,在为什么学和做什么人上多下功夫,提出了做人民教师和掌握“三基”(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二是要端正学风,要扎实、严谨;三要立志传承创新,继承老师们的学问,加以发扬光大,有所创新。

  当时,四川大学历史系是全国高校中师资阵容很强的系之一,有一级教授,有蜚声国内外的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有居于本学科前沿的学术带头人(我有机会聆听这些老师的讲授非常幸运。先后给我们授课的有徐中舒(中国科学院历史所学术委员、系主任、授先秦史专题)、蒙文通(中国科学院历史所兼职研究员、授宋史专题)、缪钺(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授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冯汉骥(四川省博物馆馆长、系考古学教研室主任、授考古学)、胡鉴民(授原始社会史)、蒙思明(校教务长、授元史专题)、卢剑波(授世界古代史专题)、赵卫邦(校图书馆馆长、授亚洲史专题)、谭英华(授世界中世纪史专题)、孙次舟(授历史文选)、黄少荃(授明清史)、王介平(授中国近代史)、李世平(授中国现代史)等教授及其他青壮年先生。五年级时分为中国近代史和考古学两个专门化,我选读中国近代史专门化。

  1961年秋至1965年初的三年多的经历,是我一生事业的关键。大学毕业分配时,系里要我再读研究生,因当时家庭经济的原因(已有两个孩子,只有妻子一人工作),我要求工作,旋即被留校,在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任助教。当时,学校对青年教师实行指导教师制,确定蒙文通教授为我的导师(重点在宋史),准备开出基础课,并协助他的部分教学科研工作。本科期间,我只听过先生的专题课,很少请教,现在能够直面受诲,决心认真学习。跟随蒙先生学习进修,自1961年9月到1965年上半年(我被派下乡参加“四清”运动)共三年多。1966年上半年返校时先生已被打入“牛棚”,从此师生相隔,直至1968年8月先生逝世。

  蒙文通先生(1894—1968)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和经学家,被学界称为“20世纪中国卓立不苟的儒学大师、国史专家”。他是一位爱国的、正直的学者,也是一位尽心尽力培育后学的率范师长。他教导我们:“不管做哪门学问,都要堂堂正正做个人”,“一个心术不正的人,做学问不可能有什么大成就”。又说:“学生总得超过先生,如不能超过先生,纵学得和先生一样,还要你这学生作何用!”这既是中国优秀传统教育的彰显,也符合当时又红又专的基本要求。先生是这样要求学生的,也是这样身体力行的。

  蒙先生让我和他新招的宋史研究生朱瑞熙、贾大泉二同志一起学习,一样要求,实际上是在职全过程地经过了研究生学习。先生对我很关心,要求很严格,布置先读《御批通璧辑览》,以明通史之概绪。继而逐字细读《续资治通鉴长编》,了解北宋编年史,培养系统读书和细致咀嚼的精神,锻炼深入钻研和发现问题的能力。同时阅读《文献通考》《宋文鉴》等书。第一年内每周必写读书笔记,写心得札记或提出问题。先生审阅得很细,连错别字也改正,还具体讲评。这种高度重视基础知识、能力锻炼、因人施教的教学思想和方法,使我受益很深。

  蒙先生在培养方式上的突出特点是,课外讲授,直面交流;安排写作,培养能力。开始学习的头一年,先生要求我们每周至少一次去他住的水井街73号川大教师宿舍,大多是晚上7点到10点钟。每次约二三小时,主要是先生讲论,内容广泛,丰富精彩,先生研究之灼见,为学之甘苦,治史之经验,教学之往事,无所不谈。我虽不能全懂,但潜移默化,逐渐消化,启迪尤多。对我们提的问题,先生总是悉心解答。此外的时间去请教,先生总是放下手边事情热心接谈。有时还带我去隔壁茶馆,边饮茶边讲解,往往坐上两三个钟头。这种讲授方法,比课堂得到的知识更多、更深、更具有针对性,我也对老师的治学经验、研究方法了解更具体、更切实。先生对培养我们的研究能力非常重视,主要通过安排写作进行,要求写读书笔记,还带我旁听学术会,要我把他在学术会上的发言纲要整理为文稿,为他的研究再查些资料,或者对他指导的本科学生毕业论文提些问题。同时,拟订课题,布置参考书目,指导我撰写了通史性的专题论文《论汉晋的氐羌和隋唐以后的羌族》(刊载于《历史研究》1963年第2期)。对我写的稿子,均严审细改。通过这些措施,使我增加了知识,更为重要的是在名师耳提面命的悉心指导下,我第一次进行了正规撰写科学研究论文的实际锻炼,为今后的研究工作打下了扎实基础。

  先生在做人操守方面也是言传身教。我们每次去先生住所求教完毕,纵使是冬天晚上10点过,先生总要亲自送到宿舍大门。一次,先生看到一条新资料,为了及时告诉我,竟然同师母自水井街坐三轮到我住处盐市口附近交通路,在宿舍门口说完材料就离开了。可见先生对学生的热忱关爱,悉心扶植。先生是大学问家,但从不将己见强加于人。对不同的学术意见,先生从不责难,亦不视为不恭,还鼓励讲出来、写出来。如我对熙丰变法同先生根本否定的评价有异议,先生鼓励我试讲时坚持自己观点。后来我写成一篇稿子,请先生审阅,先生又同意投稿(刊载于《光明日报》1965年3月1日)。先生这种高风美德对我教育尤深。

  在讲论学问时,先生强调:要自己认真读书,独立思索,把一本书打得粉碎,使书为己用,而不是跟书走;要目光四射,广泛涉猎,纵贯古今,环顾学界,要有创进的史观;选题如观水看澜,要在读书中产生问题,置疑存问,在研究中逐步解决;要勤于写作,完稿后要多次复读修订,然后定稿。先生无论在科学研究上、教书育人上都是好老师,道德文章,言传身教,垂范后学。

  缪钺先生(1904—1995)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和教育家,是我国高等学校突出的名师。我受到缪先生的单独的直面教诲时间长达34年(1961年9月一1995年1月),对我影响很大。他讲课特别精彩,1957年上学期,给我们讲授基础课《秦汉魏晋南北朝史》(整整一个学期,每周6学时)。他那全面系统而又详略得当的内容,严密有序的层次布局和逻辑结构,重点难点的突出讲解,明晰简洁的论析,标准的普通话,以及课外的细致答疑,不仅使我能够详细笔録讲授内容,比较顺利地初学了最为纷繁的魏晋南北朝史,更领会到教学的艺术,听缪先生讲课真是一种美的享受。缪先生的教学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典范,也指导我几十年来努力做好教学工作。

  缪先生是我所在教研室的主任,非常重视培养青年学人的基本功。他说:“一个人要想做学问,先练基本功是必要的。”要求我填好学校统一制订的《教师个人进修计划(1962—1967)》表,反复强调“三基”的重要性,并经常督促检查。比如,安排我注释《宋史·食货志》选段的习作,教我要从严从难,适当多立条目,广查史籍与工具书,包括字义词义、今古读音、年号庙号、时间地点,特别要注意人物、地理沿革、纪时换算、事件、典章制度的诠考并亲自审评。缪先生还具体指导和帮助青年教师备课开课。我的试讲即经过在教研室预讲、课堂试讲、教研室讲评。这次试讲,为我进行教学打下很坚实的基础。

  徐中舒先生(1898—1991)是我国著名的先秦史与古文字学家,长期担任我校历史系主任,并兼任中国科学院历史所学术委员、研究员。由于徐先生连年忙于主持《甲骨文字典》《汉语大字典》的编纂、举办“先秦史进修班”、撰写学术论文、培养先秦史研究生等,加以系里一些行政及教学管理事务,没有给我们开过基础课,我只听过先生开出的《先秦史专题》课和学术报告。每年有一两次到先生家拜谒,先生的精博学问、严谨学风、俭朴平易、谆谆教诲,给了我很大教育。先生还对我的专业进修作过具体点评,更给了我很大鞭策。

  冯汉骥先生(1899—1977)是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我校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兼任四川省博物馆馆长,给我们讲授《考古学通论》和专题报告。由于我未选考古学专门化,加以先生不幸逝世过早,我很少直面请教。但是,先生毕生从事民族调查、考古发掘的艰苦创业精神和丰硕贡献,以及克己宽人、气节自动、严谨治学、诲人不倦的风范,给予我很深影响。

  五年大学生活,我由基层干部进入大学教师行列。靠着校系组织的教育、以上老师以及许多任课和辅导老师的指导帮助,我完成了《四川大学青年教师业务进修计划》的基本要求,走进了教学科研两个中心,登上了全国高校著名历史系之一的川大历史系的讲台,是他们把我导引向人生大道和知识殿堂。

  传承跬行,务求创进

  我们的科学研究同社会的发展一样,要前进就必须传承创新,即踏在前人包括师畏、前贤先哲、学友和有关研究者研究成果的“肩上”,没有傅承就没有基础,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傅承创新是科学研究的基本功能和研究者的基本任务。一个合格的研究型大学的教师,要搞好教学必须搞好科研,也应该成为不断取得成果的科学工作者。这就是蒙文通先生所要求的“学生总得超过先生,如不能超过先生,纵学得和先生一样,还要你这学生作何用!”我决不可能超过蒙文通等先生,但我可以争取在前人的基础上,经过独立探索有所创新有所前进。

  创新性科研,尤其是进行原创性的研究,是披荆斩棘、深山采矿的历程,需要锲而不舍、艰苦奋斗、埋头实干、做出奉献。

  我的科研方向是宋史、巴蜀历史文化,几十年来未变。巴蜀是宋朝社会经济文化最发达的两个地区之一,相对而言对宋代巴蜀的研究薄弱,我是四川高校教师,有条件也有责任担当这方面研究。我选择的宋史课题大多是在巴蜀地区研究薄弱处,选择巴蜀课题又大多是关乎宋史全局的。下面主要列举五个课题。

  一、用两分法评价熙丰变法

  宋神宗时期(1069—1085)的变法是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变法之一,一般称“王安石变法”,清人王夫之在《宋论》中称为“熙丰变法”,蒙文通先生也主此称,但他们对这种称谓均未阐释,我沿此认为称“熙丰变法”更全面确切,并作了具体论述。

  几百年来,论者对这次变法褒贬不一,长时问内否定者多,清乾隆、嘉庆间蔡上翔作《王荆公年谱考略》一书着力为之“辩诬”,20世纪30年代柯昌颐、梁启超又着专书予以全面肯定评价,50年代以后持肯定评价之说成为主流。蒙文通先生于30年代起对这次变法持否定评价看法,自1954至1958年间断续撰写出《北宋变法批判七件》(手稿)。我在备课试讲时,对评价熙丰变法的意见做过较为系统的清理,基本肯定和基本否定我都不赞同。认为,新法部分措施间接或直接地对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一定积极作用,应当加以肯定。但巧立名目,敛取民财,大量铸钱,征钱储钱,用不恰当的“通货管理”敛财,对农村中的下户、客户和城镇平民增加了新的负担等,都是应予否定的。我在1963年试讲时即持此看法,写成《关于评价王安石变法的几个问题》(刊于《光明日报》),1984年又将这种评价集中写成《熙丰变法经济措施之再评价》发表。

  对于我的这种评价,《中国历史学年鉴》作了专项介绍。后又在其《建国以来中国古代史讨论简介》的载文中说:“对王安石变法的研究……综而述之,大致主要有三种意见:一是基本肯定。……二是基本否定。……三是主张一分为二。”并列出拙文为第三种意见的两篇代表作之一。

  二、考订北宋青城县的今址

  北宋太宗时期川峡地区的王小波李顺农民起义,是一个重要历史事件,也是讲授中国古代通史和研治宋史不可忽略的。但有一些重要问题尚未弄清,如这次起义的发祥地在哪里?王小波、李顺是哪里人?北宋青城县的今址何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我带着历史专业74级几位同学,协同成都市文物管理处、灌县文物管理所开展了研究与实地考察。至80年代初先后出版了《王小波李顺起义资料汇编》《王小波李顺起义考述》(集体署名,我执笔通纂)和《王小波李顺起义》三本书和一些论文,对这次起义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

  宋代史籍载,王小波、李顺是永康军青城县味江人,明成化间商辂等着《续资治通鉴纲目》卷二说为“青神县民王小波”,《宋史纪事本末》亦持此说,清代以来许多地方志和20世纪以来一些学术著作沿袭之。也有把青城县说成是今四川省青神县的。经过我们考证和实地调查,认为王小波李顺的家乡,即在灌县(今都江堰市)青城山金鞭岩下的味江河一带,永康军(治今都江堰市)辖导江、青城二县,导江县治在今灌县聚源公社,青城县的县治可能在今灌县徐渡公社徐家渡一带,县辖范园大体相当于灌县河西一带13个公社和石羊镇。从而廓清了王小波李顺是青神县人、青神县即青城县之误载,确认了王小波、李顺的里籍和这次起义的发样地,为学界大多认同并采用。

  三 、充实晚宋历史的研究

  长期以来,学界对宋朝历史的研究,于北宋多些强些,于南宋少些弱些;而于南宋,则又于前期多些,于后期(宁宗嘉定年间以后)很少,已有著作多集中在记述南宋灭亡之际。晚宋史(宋朝晚期历史)是很丰富的,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历史藉鉴。弄清晚宋史,将改变宋史研究中头重脚轻的薄弱状况,有助于全面认识宋朝历史和中国古代史。

  (一)加强晚宋史系统性研究

  这项研究缘起于1978年 ,当时中国科学院正在准备出版《郭沫若全集》,我系部分老师承担“历史篇”一些著述的整理校核。我在分担整理《钓鱼城访古》一文时,专程去合川钓鱼城,实地逐字核对该文所録几通碑碣文字的原刻,开始较为具体地了解钓鱼城历时36年的婴城抗战史,也进一步了解到学界对晚宋时期历史研究很薄弱,着手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作些系统研究。1980年10月,我赴上海参加中国宋史研究会成立大会,提交了《略论南宋末年四川军民抗击蒙古贵族的斗争》,得到了邓广铭、陈乐素、徐规、程应镠、漆侠(未到会,会后表示)等先生的支持鼓励。此后到世纪之交,晚宋史研究一直是我的主要课题之一。

  前人的研究,在个案事件、人物上比较深入,但数量不多,尚需加强全面性、系统性、连续性。而“南宋后期”“宋末”等时段划分,亦需明确、具体。我撰写了《略论晚宋史的分期》,认为按政治发展状况划分,晚宋史大体从宁宗嘉定元年(1208)至帝昺祥兴二年(1279年,元世祖至元十六年),共约72年,是宋朝统治集团愈益腐朽直至灭亡的时期。其明显特点是:(1)权相专政达于顶峰。史弥远、贾似道先后长期独相,控驭帝王,擅权柄国。(2)民族关系以宋蒙(元)关系为主。(3)理学统治地位的确立。

  这72年中,理宗在位40年(1225 —1264 年,在宋朝18位皇帝中在位时间仅次于在位41年的宋仁宗),是南宋晚期最重要阶段,应予重点研究。先是针对有论者全盘否定宋理宗的看法,同硕士生段玉明同学合作撰写了《宋理宗“端平——淳佑更化”刍论》,以后我又撰写了《论宋理宗的“能”与“庸”》,主张分阶段分方面具体评价。我认为宋理宗在位40年,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约十年,史弥远独相擅权,理宗“渊默”韬晦,很少作为;第二个时期约二十年,理宗亲政,图谋振兴,进行“更化”;第三个时期约十年,嗜欲享乐,荒逸昏怠,委政权相贾似道,甚至选择低能儿赵禥即度宗嗣其皇位。以后又撰写了《晚宋名相郑清之考论》,对学界很少论到的理宗心腹名相郑清之作了清理。期间应约同我指导毕业的蔡东洲硕士合作撰写了《宋理宗宋度宗》一书。

  (二)初步系统研究宋蒙(元)关系史

  充实晚宋史研究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即开展宋蒙(元)关系的系统研究。这方面资料少而零散(如理宗以降《宋会要》缺),许多遗址遗迹待考,民族关系复杂,前人( 包括海外学者) 对此探究(如姚从吾先生、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等)虽有较深入者,但多限于个案,且受文献资料或远隔实地之局限,而我们当时对海外有关研究长期茫然,可藉鉴的成果很少,这也是类似深山采矿的学术创进。

  宋蒙(元)在四川地区争斗近半个世纪 ,自1978年起我即集中搜集文献资料,开展了晚宋四川境内的山城考察,于1980年同合川县历史学会唐唯目会长(我大学同窗)合作 ,编辑出版了《宋末四川战争史料选编》,包括历史文献、历史文物、调查材料和图片等。同时,我又重点学习和探索了如何对待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撰写了《论正确对待我国古代史上的民族关系》。

  从1983年我开始招收的硕士研究生起,又把这一研究从四川地区扩大到南宋全境,从宋蒙(元)之间的战争扩大到全面关系(原计划限战争史,经漆侠先生建议扩充为关系史)。我指导的14位硕士生中有7位都围绕这一课题进行研究,先后发表了一些论文(含学位论文),我把其中10篇编入《宋蒙(元)关系研究》一书,并提交1989年10月在重庆市举行的“中国约鱼城暨南宋后期历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受到与会国内和海外学者的关注。与此同时,继续进行文献搜集(如到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湖北图书馆等查阅)和到一些山城遗址考察并捜集文物。期问,我受邀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撰写了 “钓鱼城之战”“余玠”“张珏”“王坚”“襄樊之战” “王小波、李顺起义”等条目。在这个基础上,申报并获准为国家教委博士点基金重点科研顶目,同我指导毕业的邹重华、屈超立、段玉明三位硕士分工撰稿,由我拟订提纲、章节篇目并通繤统稿,合作编写出版了《宋蒙(元)关系史》一书。

  晚宋史的研究,得到了海内外有关学者的关注和鼓励。《中国社会科学》载文评价《宋理宗宋度宗》说:该书“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广泛收集数据并认真考订分析”,“坚持‘论从史出’,经过科学地、全面地分析史实,提出了自己的新见”。1993年1月,我校社会科学处将《宋蒙(元)关系史》寄送国内一些著名宋、元史学者征求意见,先后有徐规(杭州大学今浙江大学)、李埏(云南大学)、陈得芝(南京大学)、王云海、周寳珠(河南大学)、王曾瑜(中国社会科学院)、朱瑞熙(上海师大)等教授寄来评语,社科处将其摘抄归纳:“一、研究全面、系统。……填补了这一方面的空白’‘读者手此一编,即可睹宋蒙关系全豹’。二、取材广博,考订精审。……‘以丰富史料为依据,详加辨析,具有说服力’。三、见解精辟,研究深入,学术性强。……‘对不少问题的研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史学专著’。四,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富有现实意义。”邓广铭教授(北京大学)也来信说:‘参加撰写的诸同志奋进不已,日有新获,至极钦佩。’并表示‘完全同意’该书中的有关论断。”台湾地区《新史学》载文写道:该书“全面探讨宋蒙关系”,“立论较周延”,“态度较客观” ,“史事错误,细密考订”,“是一本值得学习及研究宋元历史的学者参考的专书”。萧启庆院士(新加坡国立大学,台湾地区清华大学)曾针对这一情况指出:“四川大学历史系是中国大陆宋史研究的一个重点,特别着重南宋后期历史——尤其是宋朝与蒙元关系之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 载文写道:“该书从整体上把握并系统研究了历史上宋蒙(元)之间的关系……观点新颖,考订精审,史料翔实,反映了宋蒙(元)关系研究的最新成果。”

  四、振兴蜀学研究,系统探究宋代蜀学发展

  长期以来,许多论著(包括教材、讲义)有关宋代学术思想上重要学派都祇讲濂、洛、关、闽、陆、浙东等,而宋代学术文化发达的四川地区学术即蜀学却未被列入。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地域辽阔,民族众多,文化灿烂,特点各异,就文明形态而言,是一个多元文化集合融会的国家文明形态。所谓多元文化,主要是指地域文化(地区文化、地方文化)和民族文化,它们是中华民族文化和中国国家文明形态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今日我国的文化,深深植根于我国的传统文化,巴蜀地区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蜀学是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地域学术文化,其发展自古至今连绵不断。蜀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我国西部开发史和西部文明演进的研究,其成果将为西部大开发提供有价值的历史经验,为四川、为全国经济文化建设发展服务,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研究蜀学、振兴蜀学,是发展中华文化和国家文明形态的需要,是学科发展的需要,是今日建设的需要,作为四川的学人当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早在1930年蒙文通先生在所撰《议蜀学》一文中,谈到廖平先生的经学成就“欲集多士之力,述十八经注疏,以成蜀学”时,就提出了继承先贤,振兴“蜀学”的呼吁:“则蜀中之士,独不思阐其乡老之术,以济道术之穷乎!”而今“道术”(学术)已有很大发展,然“乡老之术”还未得到应有的传承创新和充分发挥其服务社会的功能,我要在以往研究蜀学的基础上,努力推进蜀学研究。

  1982年,我有幸被程应缪镠先生邀约,在上海师大集中编写《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条目,分配给我撰写的47条絶大部分是理学名人(从周敦颐到陆九渊等),历时一个多月,从全面查阅数据到撰写包括生平、著述、评价的条文,使我对宋代理学人物的数据有了一次较系统的接触和较多认识,有助于我对宋代四川学术的探究。自20世纪80年代起,我开始关注蜀学研究,1991年申报并获准省级社科规划重点课题《蜀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开始以较多精力探讨蜀学。

  我对蜀学的研究是有局限的,一是我没有专门研究过古代学术文化,因而所发表的意见是探索性的。二是我对哲学素乏研究,因而对蜀学的哲学内容很少涉及,祇是从蜀学发展史的角度进行探索。三是我对宋史相对接触较多,宋代蜀学甚为发展,因而我以宋代蜀学为研究重点。自80年代以来,围绕蜀学研究撰写了一些著述,于1997年同刘复生教授、粟品孝博士合着出版了《宋代蜀学研究》一书,并对蜀学问题开展进一步研究。2004年有关方面将其结集为《宋代蜀学论集》收入《巴蜀文化研究丛书》出版。现将有关拙著列表于下。

薪火传承,奋力创进——六十二年治学述略

  (一)关于“蜀学”的界定

  “蜀学”一词,据所见至迟《三国志·蜀书》卷八《秦宓传》已有,存在1700年以上了,作为“学派”的称呼始于宋代,也至少有800年以上了。可谓源远流长,灿烂辉煌。

  古人谓“蜀学”者包罗甚广,大体有:(1)官学、学官、蜀中儒学;(2)蜀地学术名人或蜀籍官员,蜀地赴京学者;(3)某方面的学术或学派;(4)泛指蜀地学术文化。而作为学术,主要指经学或儒学,或泛指全部学术文化。主张经学者,如元人揭傒斯说:“夫蜀学有扬雄,文有相如,治有文翁、诸葛。”蒙文通先生《议蜀学》所指“蜀学”,主要是指经学。主张学派者,如朱熹说:“蜀学之弊,诚如所喻,《唐论》却未暇细看也。”宋人员兴宗写道:“昔者国家右文之盛,蜀学如苏氏,洛学如程氏,临川如王氏,皆以所长经纬吾道。”《宋元学案》有《苏氏蜀学略》。《中国历史大辞典·思想史卷》有“蜀学”条。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史纲》中有专节“蜀学的唯心主义”论苏氏蜀学。主张泛指四川地区的学术文化者,如清末方守道等人纂汇的《蜀学编》。傅增湘为“表彰蜀学”,特纂辑《宋代蜀文辑存》。谢无量撰《蜀学原始论》,指出“蜀有学先于中国”,并分从儒、道、释、文章四个方面进行梳理归纳。刘咸炘着《蜀学论》,对古代四川文、史、哲、医学进行概略论述,并指出:“统观蜀学,大在文史。”19世纪70年代中叶以后,张之洞提出的“振兴蜀学”,是指振兴四川地区的儒家文化传统。

  我赞成夏君虞的论说,他指出:“既谓之蜀学,当然以四川一省的学问为对象。苏氏一支固然是蜀学,苏氏一支以外也不可略去不说。凡是四川人创造的,或者是别人创造而为四川人奉行的,可谓之蜀学。”我认为所谓蜀学,是指自古以来四川地区(含重庆直辖前的地区)包涵于巴蜀文化之中的学术,其重点在文、史、哲,其核心是思想、理论,它是中国重要的地域学术文化,是一种具有系统性、综合性、科学性的专门学问,是具有明显的巴蜀地方特色的学派。

  (二)古代和近代蜀学发展的时段及特点

  为了相对集中和更加深入地研究蜀学,试提出了以下发展时段和特点。

  1.先秦时期,蜀学的溯源与酝酿。主要是古蜀文化和巴文化。

  2.两汉三国时期,蜀学形成和较快发展。第一次高峰。

  3.魏晋隋唐时期,蜀学缓慢发展。

  4.两宋时期,古代蜀学的繁荣鼎盛。第二次高峰。

  5.元明清时期,蜀学发展跌入低谷。自明中后期始,蜀学逐步恢复和发展。

  6.清末民初时期,蜀学复兴及传统蜀学在近代社会的变化。第三次高峰。

  (三)宋代蜀学的鼎盛发展及其特点

  宋代蜀学的渊源既远且广,先秦时巴蜀即有学术文化,自汉严遵、扬雄以后,儒学特别是《易》学、玄学,在四川的传播不絶如缕。唐末五代四川社会相对稳定,北方士大夫大量迁移入蜀,宋代四川是全国学术文化最发达两地区之一,这就为宋代蜀学的崛起提供了必要条件。初步划分其发展阶段如下。

  第一阶段:北宋初期(太祖、太宗、真宗年间,960-1022年),宋代蜀学的萌芽时期。一是具有文献典制与学道相结合的乐安之学,一是明具三教合一的陈搏之学。陈搏之学在四川有四条传播路线,即濂溪之传、邵雍之传、间中陈氏之传、张咏之传。

  第二阶段:北宋中期(仁宗到哲宗元佑年间,1023—1094年),宋代蜀学的形成时期。这是宋代蜀学发展的第一个高潮。宋兴近百年,文教勃兴,“学统四起”,蜀中形成两个较大学派,即范学(创始于范镇,成熟于范祖禹)、苏学(创始于苏洵,成熟于苏轼、苏辙)。其他一些著名学者,有被《宋元学案》列为“蜀学之先”的绵竹人宇文之邵,称为“蜀学之魁”的成都人吕陶,后来入“元佑党籍”的阆中人鲜于侁等。苏学大显于神、哲两朝,与王安石“新学”相反对,同二程“洛学”相角立,是元佑年间的主要学派,是宋代蜀学形成的标志。

  第三阶段:两宋之际(哲宗到南宋高宗年间,1094—1162年),宋代蜀学的转型时期。徽宗、钦宗、高宗三朝王安石学术与“元佑学术”继续对立和斗争。宋室南渡,王安石及其学术被指负亡国之责,“元佑学术”特别是二程洛学,乘机大力发展。高宗时虽曾重禁二程洛学,但自秦桧死,洛学又获发展自由。于是洛学的传播逐渐南移,入四川、湖南等地。而苏氏蜀学则因缺乏儒学的纯正,学派门户结构松散,不重视师承嬗传与学统维护,且偏重在文学方面,加上后来朱熹的猛烈批评,虽在文学方面仍具优势,但作为学术流派则逐渐衰隐。而范学则持“不立党”的两无偏袒态度,于蜀学流派的独立发展乏力。

  这一时期的四川,学术交流频繁,既有论争又有融合,著名学派有三:一是以谯定为代表的涪陵学派,二是以李焘为代表的丹棱学派,三是以李石为代表的资中学派。谯定之学传张行成、冯时行、张浚、胡宪、刘勉之。胡宪、刘勉之再传朱熹、吕祖谦;冯时行再传李舜臣,三传李心传、李道传;张浚再传张栻。李焘之学,传其子壁、埴及谢畴、?渊。李石之学传其弟占、子开及范仲黼、刘伯熊、王令德等,遍及全川。谯定曾至中原从程颐学,“得闻精义”,后程颐贬涪,又与之“游泳其中”。谯定之学所传甚众,影响甚大,《宋元学案》列其门人和二、三、四传人不下260余人,称“先生固程门一大宗”,表明宋代蜀学迈出了以苏学为主向洛学转型,从洛蜀之争走向“洛蜀会同”。

  第四阶段,南宋中晚期(孝宗至理宗年间,1163—1264年),宋代蜀学的定型时期。这一过程被称为“洛蜀会同”,即蜀学的洛学化或义理化。这一过程从谯定的涪陵学派开始,中经以张栻及其南轩学派的努力及南轩之学自湖湘返回蜀、朱熹之学传蜀,直到魏了翁的鹤山学派纔基本定型。南轩之学,在四川以宇文绍节、陈概、范仲黼、李埴为门人,而得黄裳、赵昱、虞刚简、魏了翁为私淑,其中聚集在成都沧江书院的蜀学学者范荪、范子长、范子该、范仲黼、薛绂、邓谏从、虞刚简、程遇孙、宋德之等“二江九先生”,则是传播南轩之学的主力学者群。而宣扬程学则以魏了翁为最着,他重视官学,创办书院,开门授徒,融会巴蜀本土学术与洛学,基本确立了程朱学说在四川占据学术统治地位的定局,“由是蜀人尽知义理之学”,实现了蜀学转变定型的“洛蜀会同”。朱熹的川籍门人度正、?渊及其门人阳枋、吴昌裔等,也起了很大作用,以至于他们所在的涪陵、奉节一带一度成为晚宋四川的学术中心。

  第五阶段:南宋末年(度宗到宋亡,1265—1279年),宋代蜀学的衰落时期。由于宋与蒙(元)在四川的长期争战,社会动荡,经济凋敝,学术的基本条件丧失。蜀学也随之迅速衰落,学术人才大量东移,著名学者如魏了翁、牟子才、吴泳、高斯得、吴昌裔、张?、王申子,以及随父寓居的黄泽、虞集等都移居东南,而学术预备人才东移更多。入元后,蜀中学术衰落,但促进“江南文风大盛”。

  总的来看,北宋时期的蜀学主要是本土学术苏学、范学。北宋末年,谯定受程颐学,二程洛学传蜀。南宋时期,张栻之学返传回蜀,蜀中南轩之学大盛。随之,朱熹闽学全面传蜀。魏了翁集本土蜀学与程、张、朱学术的大成,于是转变定型,实现“洛蜀会同”,程朱理学占据主导地位。

  (四)对近代蜀学发展几个问题的探究

  清末民初是蜀学发展的又一高峰,初步接触后,对几个问题谈一点看法。

  1.尊经书院“绍先哲,起蜀学”的宗旨与《蜀学编》

  在《振兴近代蜀学的尊经书院》一文中,我谈了尊经书院振兴蜀学的一些状况,包括“绍先哲,起蜀学”的办学宗旨、培养蜀学之秀的教学、“振兴蜀学”“昌明蜀学”的“蜀学会”和《蜀学报》、“保存国粹”传播蜀学的尊经书局、大批蜀学名家名著的出现特别是《蜀学编》。《蜀学编》是四川学使高赓恩和尊经书院山长伍肇龄共同组织的一次大规模的书院教学与学术研究的成果,由方守道纂辑,光绪十四年(1888)尊经书局刊印。该书贯彻“绍先哲,起蜀学”的宗旨,较集中梳理历代著名蜀学人物与学术,自汉代张宽至清代范泰衡共117人(内汉代17人、宋代62人;巴蜀人氏112人)。“搜集先哲言行,考订学术”,用学案体裁,皆撰写小传。编者意在维护“正学”(儒学,主要是经学、理学)传统,今天看来,虽不全面、失之简略,但系统探求蜀学源流、体系,构建蜀学架构,在中国学术史上还是第一次。

  2.黄英及其《筹蜀篇》

  本世纪之初,我在四川省图书馆发现一本《筹蜀篇》,光绪二十七年(1901)荣县旭川书院刻本。黄英(1867-1928),四川荣县(今属自贡市)人,举人,留学日本(学测绘),曾任成都中西学堂华人教习、荣县旭川书院山长、江津等县县长等。黄英精于国学,又渉猎西学、东洋学;谙悉人文科学,又了解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掌教书院,又接触社会;立足四川,又放眼全国和世界,所著《筹蜀篇》共22篇,七万余字,内容广泛,资料丰富,见解清新,筹划务实。有民智、边防、议院、保教、论策、水利、矿务、农学、水机、盐务、医药、蚕桑、救旱、蒙学、女学、民教、西文、东文、风水、西学、体操、新旧学、代数、中西学、中西文言等共25个论题,以四川地区为重点,提岀了作者的改革设想乃至实施方案,主要特点在突出救国图存的激情和维新变法主张,儒家传统的经世致用经邦治国思想有了很大发展和转变,反映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筹蜀篇》在传统蜀学向近代蜀学转型时期具有代表性。

  3.《蜀风集》的启迪

  2010年承旅京四川学者钟永新先生告知,台湾学者文守仁先生(1908-1987)的《蜀风集》,有助于蜀学研究,乃注意寻求。2011年3月承蒙四川省社科院彭东焕先生馈赠此书。文守仁先生,四川新津人,在中国大陆生活逾40年,后在台湾地区生活30余年。1960年台湾岀版《四川文献》月刊,“担任‘蜀风集’一栏”,月选乡贤一人之作“而系之以小传,累计达数十百人,编为《蜀风集》”。在台逝世后,其子文丕衡先生将遗稿辑成《文守仁先生遗着·蜀风集》,于1998年1月在新津县政协支持下印行。该书详略不一地选载近代四川100多位文化名人事迹,考证文字多篇,还附有5篇日本著述译文;还有一些罕见数据,如伍肇齢轶事、《四川高等学堂校歌》、晚清成都流行歌曲等。迄今在巴蜀历史文化和蜀学的研究中,对海外学者特别是旅台四川籍学者的有关著述,还了解不多,需要加强搜集和利用,《蜀风集》是一个重要启迪。

  4.《四川尊经书院举贡题名碑》与历史文物的发掘利用

  此碑于2013年4月在四川大学东区出土,碑文由王闿运撰、吴之英书,光绪十一年九月二十一日(1885年10月28日)上石。碑文包括题款、序、举贡题名,大部可读,共878字。王闿运序文举岀尊经书院这个振兴蜀学基地前期的一些办学状况,院生题名列出了50位赴京举贡院生员里籍、姓名、字号和年龄(少数人缺项)。这是一件已有中国书院史著述中罕见的历史文物,也是近代复兴蜀学和尊经书院部分蜀学学者的实证。在蜀学研究中,历史文物的发掘利用还很薄弱,需要充分重视和大力加强。

  对于我从事的宋代蜀学研究,蔡方鹿教授(四川师范大学)评价说:《宋代蜀学研究》“对宋代四川地区以儒学为主的学术及科技成就作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弥补了以往研究的不足。”“提纲挈领,铜沉索隐,新见迭出,是宋学和巴蜀文化研究的力作。”林文勋教授(云南大学)写道:“宋代蜀学是作者率先进行的新课题”,“勾勒了宋代蜀学的渊源、兴起、发展、转型、衰落的全过程。其中,既有宏观的综合研究,又有微观的个案解剖,二者相得益彰,使这方面的研究既全面又深刻。”乔幼梅教授(山东大学)评价《宋代蜀学研究》说:“今人研究蜀学者极少,似尊着如此详备、系统地研究蜀学者当属首创,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特别是宋代学术史无疑是极大的贡献。”

  五、初步梳理并撰写《四川书院史》

  随着教学与行政管理经验的积累,我更加认为苏式或欧美式教育方法中,虽有不少值得藉鉴的,但其中也有不少是我国书院教育中早已有之且行之有效的,应当继承发展,使我们的教育更适合中国国情,更具中国特色。

  兴起于唐代并在宋代形成制度的书院,是我国历史上一种特殊而重要的教育组织。在上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于文化传承、学术探讨和人才培养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具有中国特色的书院教育的历史经验值得总结和藉鉴。近二十年学术界对其已有较多的研究,但四川书院的研究显得薄弱,既无专著,亦少专门论文。这不但与四川书院在全国书院中的应有地位很不相称,也直接影响到全国书院史的整体性、深入性研究。于是在1997年蜀学研究基本告一段落后,我申请“四川书院史”课题,并被批准为省“九五”重点研究项目。

  四川书院史的研究空间范围包括四川和直辖前的重庆市地区,时段下限及于清末书院改制,即书院制度史。我撰着了《四川书院史》,2000年2月由巴蜀书社出版。经过重要修订,2006年4月被收入《四川大学“儒藏”学术丛书》,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我查阅了有关四川书院的方志(共214种)、地志、文集、笔记、政书、类书等史籍,并尽量参考所见今人论著,对有些书院遗址遗迹(如蒲江鹤山书院、绵竹紫岩书院等)还进行过实地考察,共收四川境内636所书院(其中唐代4所,宋代27所,元代11所,明代90所,清代504所)。这些资料虽不完善,但比之已有论著统计的487所,更较充实准确。在此基础上,根据四川书院的发展轨迹分为四个阶段,即:兴起与形成制度(唐至宋代),衰落与缓慢发展(元代),发展(明代),普遍发展与改制(清代)。书中简介了每所书院的名称、地址(含今址)、设置时间、设置人、官办或民办等项并列表;对各时代书院发展的特点、书院的管理、书院的活动(主要是教学、藏书和供祀三大事业)以及书院的地位作用、清末书院的改制等,作了叙述分析;提出了值得总结和藉鉴的宝贵历史经验。此外,撰写论文对张九宗书院、鹤山书院、沧江书院、北岩书院、锦江书院、尊经书院等的一些问题作了考订,提出了新的认识。

  《中国史研究动态》载文对《四川书院史》评论道:“该书选取了一个前人研究甚少的课题,无论是在资料的搜集整理,还是在对历代众多书院情况的介绍及相关问题的叙述分析上,都做了前所未有的开拓。全书资料扎实,内容丰富,学风严谨,创新显著,是第一部较为全面系统地论述四川书院的力作,也是全国少见的省区书院史专著,在书院研究史上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对我们今天正确藉鉴传统教育经验,更好地推进教育改革,也有着多方面的启发。”此书于2010年为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收入所编《儒藏》。

  综合研究,冀于信达

  我国素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传统。明人陈第说:“读万卷书,不行万里道,不足以知山川。”清人潘天成写道:“大丈夫不读万卷书不走万里路,安能做好文章明圣贤之道乎!”这一传统对于做学问来说,就是讲究综合研究。近世又有二重证据法、三重证据法、多重证据法的运用,这些也都是讲综合研究的方法。综合研究是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要求史学家将文献记载与考古成果、社会调查和实地考察等相结合,将史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相结合,走出书斋,拓展视野,扩充数据,进行多学科多方位多层次的综合研究,用多种证据弄清历史的真面目,力求成为通达的信史。

  (一)文献资料是基础

  大量占有文献资料是研究历史的必备条件、基本依据和基础,运用历史文献一定要考究其版本,力争是第一手的或现存最原始的。蒙文通先生指出:“最直接的原始数据,这就是宋人叫的史底,是最可宝贵的东西。”“史料是构成历史的基石,而史料的来源则是多方面的……矛盾的材料,总须等到解决纔可用。……总之,时代稍后的历史记载可信的成分就减少了一些,最初的史底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他还举例说:“《文献通考》一书有许多史料,用材料应查原书。查《通典》《通考》,要以正史、有关史籍来核对、补充。”在研究中,我特别注意文献资料的原始状况和版本佳好。例如,1978年在整理《郭沫若全集·钓鱼城访古》一文中所録几通长篇碑文时,我专程去合川,同县图书馆朱全文馆长一道,在钓鱼城忠义祠内原碑处,用了近一天时间逐字校核;还围绕课题在研究前期编纂了有关资料选编;发掘并整理提供了稀见资料《锦江书院纪略》《五马先生纪年》;参与了主编《中国野史集成》,等等。

  (二)充分利用考古文物数据

  历史文物中,有许多是第一手数据或较原始的数据,然而治史学者顾及甚少。我在大学阶段受到过考古学基础知识教育,如听冯汉骥先生讲授《考古学通论》,参观博物馆或文物遗址,以及有关老师的教育和同年级“考古学专门化”同学的影响,遂重视文物资料。在我的科研工作中,很注意努力掌握有关文物资料,并运用其分析和解决研究中的问题。我撰写一些有关碑碣摩崖文字、石刻铭文乃至造像、器物题记的记述,补充或挖掘出新资料,丰富和充实了我论证问题的根据和基础,校核辨析了文献记载的准确性。比如:南宋末年余玠在四川组织军民抗撃蒙古军队的山城战术,我运用了亲自勘察过的现存的钓鱼城等遗址数据,提供了一些新见原始数据,如山城形势、设施、功能,以及金堂云顶山城现存宋代城门拱石题记、钓鱼城王坚记功摩崖文字、万县杨文安攻取万州之记摩崖、奉节白帝城锁江铁柱和守将徐宗武铸字等。又比如:从大足石刻现存宋代造像和铭文,更多地提供了宋代思想文化的数据(儒释道结合、政教结合与佛教中国化、孝的教化等)和人物资料(如冯楫、僧希昼)。2007年,笔者得见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现存成都出土的三方宋代成都范氏墓志(分别由其族人范镇、范淑、范仲圭撰文),对已见蜀学名族范氏世系有重要订补,也为全面系统清理其家族世系提供了更多数据。有一通1997年仍立于邛崃县东安公社九大队境内的咸丰元年《徐氏宗坊碑》,碑文云徐氏先祖明时由湖广入川,住于邛崃,明末合家逃亡,“乱息后,先祖母携三子以归原业”。所列徐姓祖宗共10代,其中在明4代在清6代,再次证实入清以后,此地仍有明代土著人户。又如,印证了在三台县牛头山上可以看到城内人员在街道流动状态的宋代记载;纠正了《读史方舆纪要》关于夔州西津口位置的记载。当然,对历史文物要有综合考订和科学辨识,务求准确可靠。有的文物或并非原始数据,或所载不实,或文字有误,不能作为稽据。如1982年考察时,郫县旧县署内有一通立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的石碑,碑文说司马出生于郫县,故字曰岷。考之史籍,此为附会之说,不足凭信。

  (三)走出学校,开展社会调查与田野考察

  一次偶然的机会,增加了我对综合研究的认识,促进了我接触历史地理和实地考察的要求。1993年上半年,四川省有关部门要求川大为复旦大学编绘的《中国歴史地图》(四川部分)样张提意见,学校在历史系组织了一个班子(我是负责人之一),在图书馆一间房里工作了一个月左右,翻査了许多地理书和地方志,对该图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对我来说,这段经历无异于进了一期学习历史地理的短训班。工作中,我对该图认真学习,颇有收益,也对一些地方的方位和里程提出了意见或疑问,如唐宋青城县、味江河、南宋神臂城等位置,是据文献而论,缺乏实地考察,乃萌发田野考察之意。作为在四川的历史工作者,有责任也有条件尽可能弄清这些问题,这还关乎全国通史的准确性。

  1973学校已复课,我带几位同学,与成都市文管所(处)合作,在灌县、崇庆、新津、大邑、青神等县,对宋初王小波李顺起义发祥地及宋青城县今址进行田野调查。十余年间,我秉承“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传统,积极实践徐中舒等先生所倡行的二重证据法,或单独进行,或带本科生同行,或带研究生实习,围绕宋蒙(元)在四川之争、重要农民起义、四川地方古代历史文化等,在查阅文献的基础上,先后到省内约50个县市进行社会调查与田野考察(1984年我被派任学校研究生部门负责,自此以后这种活动很快减少乃至中断。)

  为了有助于解决问题,有的地方我多次前往甚至住在现场。如对北宋青城县和味江河进行考察,先后10余次去灌县,足迹到过青城内外山、味江河、泰安寺、沙坪、太平场、街子场、王婆岩、徐渡公社、马祖寺、巨源场、江源公社等。又如围绕宋蒙(元)争战,先后考察了钓鱼城、神臂城、白帝城、大良城、小良城、云顶城、多功城、虎头城、登高山城、天生城、礼义城、青居城、紫云城、三江碛等20余座山城遗址(迹)。曾6次登上合川钓鱼城,其中1998年10月还自带卧具、请了炊事师傅,住在钓鱼城里考察了三天。文献载,钓鱼城能供应约10万军民坚守36年,我不甚理解。实地考察,该山被嘉陵江、渠江三面围成半岛(周围约20公里),山城突兀于半岛台地(大部分可种农作物)之上,相对高度约300公尺,城墙周长约6公里。考察时,城内有堰塘10多口(其中一口约40亩)、水井10多眼、山泉一处;水田400余亩、旱地150余亩;5个生产队,近200户约700人,这就释惑了。又如20世纪80年代初,为了考察大足石刻造像、铭文的艺术价值与宋代学术文化的关系,我先后5次去大足,有一次还在宝顶山石刻现场住了两个晚上。1981年,我在《中国地方史志通讯》撰文,谈了实地考察的必要之认识。1986年,我将考察所见所闻所得,结集出版了《四川古史考察札记》,选载了经过整理的包括27县市共135条。2007年增加了一些有关内容,如考察大足石刻、交子诞生地等,扩展为《巴蜀历史考察研究》。学者评论《四川古史考察札记》说:“《札记》是一本别开生面、与众不同研究四川古代历史的新成果。”全书“依据丰富的文献资料,加上实地考察的资料,分析比较,辨别真伪,考证补充,其所作出的研究结论,就比单凭文献资料所作出的研究结论更为扎实可靠。……对所考察的问题颇多新的看法,新的结论,也更正了一些文献数据的传统结论”。“这种研究方法无疑是正确的、重要的,其深人细微、吃苦耐劳的严肃的科学作风更是值得学习的。”

  我的科研选题大多是服务于教学需要、学科建设需要也服务于社会需要,这在探求历史真相、发掘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上尤为密切,随着走出学校社会调查和实地考察的开展,又明显地加强了这种密切性。我走了许多地方,大大开阔了视野;结识了许多师友,学到了不少东西;探索了一些问题,获得了新的认识;了解了地方的需要,奉献过一孔之见。我不仅认真参加地方邀约的征求意见会,还就一些专题向当地有关部门提过建议,多少有助于当地的文物保护维修、地方史志介绍、历史资源开发、优秀文化传承和旅游事业文化功能的发挥。

  62年来,我在所学专业上注意传承,着意出新,蹒跚攀登,跬步而行,说不上有什么创造,更无惊人的创新成果,只有一些实践和体会。总的来看,我的专业研究是不断学习的事业,我的治学是认真傅承努力创新的过程,一类是前人已进行过探究,但尚乏完善,我在其基础上促其更臻完善或有所发展;一类是前人未进行过研究,或未进行过系统研究,我的工作具有一定的肇始性。无论是哪一类,都存在局限,具有探索性、粗浅性、不成熟性,有待深入和有待讨论,甚至有片面或错讹之处。希望在我有生之年,争取再获师友和达识者帮助,继续做些清理,留下一个较好的专业“接力棒”。  (2018年4月22日)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本文原载《国学》二〇一九年第一期)薪火传承,奋力创进——六十二年治学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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