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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光旦:试图统一科学与人文的社会学家

时间:2019-10-08 18:23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王君柏      点击: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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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社会学自从孔德创立这个名称开始,实际上一直存在两种研究的倾向:一是将社会学与其它自然科学同等看待,甚至号称是科学的最高阶段,是“科学的皇后”(孔德语),这是社会学的科学倾向;一是认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有根本的不同,历史科学与人文科学具有特殊性,应该更侧重主观意义的理解,这是社会学的人文倾向。

  社会学自从孔德创立这个名称开始,实际上一直存在两种研究的倾向:一是将社会学与其它自然科学同等看待,甚至号称是科学的最高阶段,是“科学的皇后”(孔德语),这是社会学的科学倾向;一是认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有根本的不同,历史科学与人文科学具有特殊性,应该更侧重主观意义的理解,这是社会学的人文倾向。潘光旦是一个基本上站在人文的立场上,试图统一科学和人文的社会学家。他的具体学术研究和社会学思想,对后世最有启发的就在他的人文倾向,这是中国社会学“文化自觉”建设最为宝贵的思想资源之一,值得加以整理、发掘。

  一、重视人文价值的社会学研究

  潘光旦的社会学思想,集中在“优生强种”、科学精神、民族研究三个方面。

  关于“强种优生”的研究,应该是始于科学,终于人文。虽然潘光旦从清华就开始崭露头角,写了《冯小青考》,并得到梁启超的鼓励,但该作终归是一篇课程作业,不能评价太高。1922年留美学习生物学,可视为潘光旦学术生涯的真正开始。虽然所学为生物学,但从发表的作品来看,却主要是论述宏观文化问题,尤其是儒家社会哲学,而论证之方法,还是对儒家义理加以分析比较,结论是孔门哲学本身是切于时用的,只是被后世一误再误。我们先不论先秦儒学到底是否具有良好的“位育”功能,仅从形式上来看,潘光旦是崇尚经典、原典的,是从生物学的角度看待儒家原典,而这是当时具有科学倾向的大部分人所不取的立场。退一步讲,就是从潘光旦倡导的进化论来看,充分肯定两千多年前的儒家思想,归咎于两千多年的环境不妥,其实也未必中肯的。从他出国带了一部《十三经注疏》,也就可以理解这一典型的人文倾向了(按照美国社会学家默

  顿的理解,越是崇尚远古文献,越具有人文倾向)。随后的一系列著作,都是在这个基本框架下进行,其中关于人才的研究(伶人血统、嘉兴望族),是从考据的途径来论证其人文生物学,也正成为后来与科学派发生龃龉的关键。

  关于科学与人文的直接论述,总的来说是倡导了科学精神,抵制了科学主义的狭隘,彰显了人文价值在社会科学中的不可或缺。概而言之,潘光旦认为科学精神就是客观精神,就是在认识人和物的过程中,祛除偏蔽。

  关于人的研究,潘光旦提出如下三个主张:第一,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人与物不同,也就不能采取研究物的方法来研究人,即必须将人作为整体来加以研究,既要将个人当做囫囵的人进行研究,也要将人作为一个类加以研究,既要研究当前的人,还要研究过去的人;第二,未来社会的组织,取决于人首先能够控制自己的程度,能够控制自己的前提是认识自己、觉悟自己;第三,人文科学可以救科学之蔽,因为人文科学提供的是人生共通的情趣、共通的理解、共通的行为准则,过去一切生活经验都是求同的基础,指导未来生活的基础。也正因为如此,潘光旦主张的是通识教育,认为专业化的教育不利于人格的完善,无助于社会的和谐。所以潘光旦对于社会学的评价不是很高,主要是不认可社会学中一些具体技术的学习,不认可对人的各种割裂的研究。从这一点上也可以明显看出,潘光旦的社会学是属于人文科学的,而不是以价值中立相标榜的科学。

  关于晚年的民族研究,可以说是潘光旦人文视野下的具体研究实践。当优生学不让讲了,人文与科学的通识教育梦想被院系调整后的专业教育所取代,旋即调整到中央民族学院,在迅速适应新时代的过程中,潘光旦以其博雅应对专业化的工作,也是得心应手,尤其是利用擅长历史的优势,很快就有关于犹太人、土家族、畲族的研究成果问世,同时翻译马列经典作家的相关作品。虽然因为各种运动没有让这种专业化的工作进行下去,但完全可以说明其广博的人文视野在具体实践中游刃有余。

  除了学术方向中的人文生物学外,潘光旦先生自己明确提出过,自己的研究属于社会理想的范畴。1946年,他给费孝通的《生育制度》写了一篇很长的序,名为《派与汇》,文中将社会学的研究分为社会思想、社会理想、社会冥想三类。社会思想志在解释,通过对过去与当前社会具体现象进行观察、整理、分类、测量,描述过去是什么,现在是什么,过去与现在之间有什么联系,这实际上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实证研究。社会理想则志在改造社会,对未来社会设定一些目标、培育相应的情绪,并为此做一些努力。他认为费孝通的工作属于社会思想的范畴,他自己的工作属于社会理想的范畴。虽然社会理想要以社会思想为基础,但终归是迈出“是什么”和“为什么”的科学解释的层面,进入到“怎么办”的层面,于是我们就看到潘光旦先生提出了各种模型,如个人与社会之间如何达成“位育”,“三纲六目”的说法等,即理想状态应该是什么样,带有很强的人文取向。虽然与社会冥想相比,还是脚踏实地一些,但已经走出了客观的科学领域。

  二、人文取向逆潮流的挣扎

  在近代高唱科学与民主的主旋律下,潘光旦先生人文取向的研究,在当时就是很艰难的。前有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争论,后有中研院院士的选举,都可以看出科学取向的笼罩一切和人文取向的处境艰难。1948年中央研究院的院士选举,虽然多少也有不同的声音,但总体是得到普遍认可的,所选出的81名院士,绝大多数都代表了当时学界的最有成就者。选举首先是提名,通过资格审查后,提出一个510人的候选人名单,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一个402人的初步名单,然后在评议会第四次年会上,最后讨论确定150人的候选名单并向全国公布,至此,潘光旦先生都在名单之中,同属社会学的还有陶孟和、陈达、吴景超、凌纯声等。但是在最终由25人组成的评议员的选举中,连续投票五轮,潘光旦得票数均为零,宣告与院士无缘,而社会学领域的陶孟和与陈达则高票当选。简而言之,就是以胡适为首的主流知识界,都是以科学相号召,对中国传统人文基本持否定态度。在方法上,主张“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要从实践中去找材料,所谓“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所以对传统经典,基本只当作历史材料看待。在内容上,并不认为传统中有多少“中国经验”可以利用,不仅作演讲、写文章对儒家义理加以否定,还在实践中与主张回归传统的强硬势力对垒。在这一点上,哪怕是与胡适派不合的鲁迅,立场都是一致的,他甚至反对青年学生读中国书,认为过去的经验就是“吃人”两个字。潘光旦先生的立场不是这样,他对传统充满温情,对“中国经验”充满信心。在方法上,他推崇原典,无论是早期留美期间发表的

  “生物学观点下之孔门社会哲学”,还是后来在清华的儒家社会思想的讲课提纲,都是对儒家经典的义理进行条分缕析,表示出对传统文化的尊崇,甚至直接对胡适等人进行辩驳。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潘光旦将自己比喻为山涧里逆流而上的鱼,反映了人文取向在时代的科学取向背景下备受压力。

  三、中国经验对社会学可有的贡献

  潘光旦人文取向的社会学最大的贡献,在于坚持社会学兼具科学与人文的双重性质,一方面批判支离的表面研究、技术至上的研究,一方面批判照搬域外概念、强调对自身已有经验的研究。前者是普遍存在的一个倾向,各自抓住某一个小的社会问题无限延伸,都以这一孔来看世界,看似很专业、很深入,实际以管窥豹,离真实社会很远。更有技术至上的研究者,用极复杂的模型、繁琐的演算,最后只证明日常生活中一句大白话。或者唯科学主义,将一切人事都当成一个可以演算的博弈系统,这样的社会学研究,貌似科学,实际上对于理解人的世界恐怕并没有多少作用。潘光旦先生的解决之道,在于以整体的人为中心,在研究中力求综合,看重从传统的人文精神到现代的一些综合性的学派,最终形成一个贯通的局面,即他的新人文思想。或者退而求其次,各派虽然是以管窥豹,但要能够意识到自己是在以管窥豹,注意与其他的研究相衔接,至少可以形成一件百衲衣式的整体。而对于社会学领域比较普遍存在的照搬域外概念的研究,潘光旦明确表示反对。他批评滥用西方概念,不分青红皂白地套在中国的社会分析中。

  解决上述两个弊端之道,在于深入中国社会,深入的方法,在于或走进田野或深入历史。潘光旦

  先生因为自身身体条件的限制,更多采取后面一条路径,在挖掘中国传统经验的过程中,有“位育”“三才”“伦”“文以载道”“新人文思想”“人文史观”等概念的提出。这直接影响了费孝通的社会学思想,以致费孝通晚年对社会学界津津乐道国外新概念的现象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并进一步提出“文化自觉”的概念,而这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学真正自觉的开始,其意义不仅仅在社会学研究本身,而且对于整个中国社会科学提出了新的反思,即如何从历史经验中寻找中国社会科学的基本营养。

  潘光旦先生在清华学校时,因为课程作业《冯小青考》得到梁启超的鼓励,期以“头脑之莹澈,可以为科学家;情绪之深刻,可以为文学家”。我们考察潘先生一生著述经历,可以发现他还是介于科学与文学之间,是一位典型的人文取向的社会学家或社会思想家。按照美国社会学家默顿的说法,大部分社会学家都摇摆于科学与人文之间,只有少数人试图要统一这两者,或许,潘光旦先生就是这少数试图统一科学与人文的学者。他的这一尝试,对于中国社会科学的自觉与自省,具有杰出的贡献,但具体的实现路径,还需要在此基础上继续探索、继续走下去。潘光旦:试图统一科学与人文的社会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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