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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个人史与学术史的交织:基于比较视野的探析

时间:2019-09-26 23:49     来源: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     作者:张祖群      点击: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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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针对钱学森晚年叩问,将陈寅恪与同时代学者进行学术比较,认为陈寅恪治学特点体现为学贯中西、坚持“求真”、重视史料、诗史互证、理解之同情、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将陈寅恪与同时代学者进行命运比较,大师晚景尤为凄凉,最是文人不自由。假若历史可以假设,陈寅恪将成就另外一个陈寅恪(大师典型)。在转折年代的文化更新何其艰难,陈寅恪一生将学术作为生命象征和存在意义,这样也造成他个人史的悲剧与学术史的交织。

  [摘 要]针对钱学森晚年叩问,将陈寅恪与同时代学者进行学术比较,认为陈寅恪治学特点体现为学贯中西、坚持“求真”、重视史料、诗史互证、理解之同情、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将陈寅恪与同时代学者进行命运比较,大师晚景尤为凄凉,最是文人不自由。假若历史可以假设,陈寅恪将成就另外一个陈寅恪(大师典型)。在转折年代的文化更新何其艰难,陈寅恪一生将学术作为生命象征和存在意义,这样也造成他个人史的悲剧与学术史的交织。

  [关键词]陈寅恪;个人史;学术史;比较视野

  民国时代大师们的人格魅力、大师们的文化杰作和大师们的命运转折,无不给我们后来人以无数的启示。针对著名学者钱学森晚年叩问:为什么我们现在培养不出大师?笔者对陈寅恪个人史与学术史的交织做了考察比较。首先将陈寅恪与同时代学者的学术进行比较,认为陈寅恪治学特点体现为坚持“求真”,重视史料,诗史互证,理解之同情,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其次将陈寅恪与同时代学者的命运进行比较。最后对其个人史做了评述,指出假若历史可以假设,陈寅恪将成就另外一个陈寅恪。在转折年代的文化更新何其艰难,他一生将学术作为生命的象征和存在的意义,却也因此造成他个人史的悲剧与学术史的交织。以陈寅恪为代表的大师群,是中华民族崛起于世界之林的永远文化财富。

  一、比较视野

  (一)陈寅恪与同时代几位学者的学术比较

  王国维、陈垣、岑仲勉、钱穆等都是与陈寅恪同时代的巨匠,海外巨擘余英时也深得陈寅恪真传。笔者试图将陈寅恪与同时代几位学者做对比分析,以期找出陈寅恪的治学特点。

  第一,王国维与陈寅恪相比,两人都从传统学术演变历史出发,殊途同归。两人都认为传统学术的发展是坚持继承与发展的辩证统一,所以两人立足于传统学术精神的正面继承,将传统史学的人伦道德精神转化为近代人文精神,将伦理型的史学主体改造为统一道德与科学意识结合的史学主体,并在归纳新史学的精神实质方面都有独到见解。但对于中西学术方法如何结合,两人却见解不一:王国维主张“能动化合”说,而陈寅恪则主张“文化史学的方法论”[1]。

  第二,陈垣与陈寅恪相比,两人在治史旨趣上具有同一性,都承续了乾嘉学派的考据学风,看重史料,求历史真实,融古典与今情于一体,承担了忠于历史与信守价值的双重责任[2]。然而两人在生活时代、爬梳史料、治史方法、政治倾向、学术自由、精通领域、成名作等方面却有诸多差异,详见笔者对朱家元《二陈治史旨趣比较研究》增补而成的表1。

  表1 陈垣与陈寅恪在治史的差异

陈寅恪个人史与学术史的交织:基于比较视野的探析

  成名作 《古教四考》 (《元也里可温教考》《开封一赐乐业教考》《火袄教入中国考》 《摩尼教入中国考》)《回回教入中国考》《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净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中国佛教史籍概论》《释氏疑年录》《元也里可温教考》《元西域人华化考》《史讳举例》 《陈寅恪集》(十三种十四册)、《柳如是别传》(全三册)、《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寒柳堂集》《元白诗笺证稿》《金明馆丛稿初编》《金明馆丛稿二编》《读书札记(三集)》《讲义及杂稿》《书信集》《诗集》《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

  第三,岑仲勉与陈寅恪相比,其所采用的历史考据与文献考据法已成为20世纪诗学考据的两大范式。两者的影响呈现交互性。诗学研究素无“定法”,但陈寅恪发现“中国诗”具有艺术特性,并在逻辑实证研究中充分体现其艺术感发力,这种“诗学考据学”与诗学批评“方法”取向无疑铸就了一个时代之高峰[3]。“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是陈寅恪文学创作论的核心,《柳如是别传》通过为一代奇女子立传来撰写明清文化的痛史,《元白诗笺证稿》结合今典与古典进行诗歌阐释,“史诗互证”,至今无人企及[4]。

  第四,余英时明显承传了陈寅恪、钱穆的学术风格。相比较而言,余英时的文风更接近陈寅恪,而有别于钱穆。他以现代眼光诠释“宋学”的历史功绩在于援释入儒。他认为儒学理想体现为“内圣外王连续”,士人精神体现为“以天下为己任”,儒学方法体现为对经典进行诠释、推陈出新,而朱、陆之争的实质则是中西会通文化之胸襟、文化重建之学术关怀、社会承当之学人使命、实证与诠释结合之治学方法、“内在理路”之学术观念的学术争论。余英时继承了陈寅恪所建构的“新宋学”,是中国人文学术研究再出发的重要动力和现代典范[5-6]。

  (二)陈寅恪与同时代几位学者的命运比较

  在转折时代的风口浪尖,人们的政治选择不一、学问流派不同、性格倾斜迥异,所以最后的结局也可能大不相同。笔者试图将陈寅恪与同时代几位学者(胡适、王国维、傅斯年、竺可桢、郭沫若)的命运沉浮做一个简单比较。

  第一,胡适与陈寅恪。在胡适选择远渡美国,诸多学者不得不选择离开大陆时,陈寅恪毅然留下。他认为即使落叶也选择归根。虽然落叶的命运是如此的悲怆,但落叶化为春泥,是为了滋养树根,期望被枝头更多的树叶所吸收,以至于传承,从而成就不朽。这是落叶在其选择飘零的一刹那的最高理想。多年以后,当中国大陆批判胡适的“自由化”时,中国政府曾经给在美国定居的胡适带话,解释说国内批判的是胡适的思想,不是他的个人。胡适当场回应:没有胡适的思想,就没有胡适这个人!

  第二,王国维与陈寅恪。当代学者,只有王国维可与陈寅恪相辉映。但现在知道王国维的人远远多于知道陈寅恪的。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投颐和园昆明湖自尽,是一个极端意义的象征。王国维投湖自尽,留下一个世纪的谜语,世人都说他是为“忧心”而死。他找到叔本华做他的精神引领,但正是从叔本华那里领会到的悲观主义却促成其骤然赴死的决心。知王国维者,陈寅恪也,陈氏为其撰写碑文,却没有多少人明白此真义。而陈寅恪留下来的,不仅是一个肉体,还有一颗必死的决心和一条不归路。

  第三,傅斯年与陈寅恪。陈寅恪与傅斯年这两位大家的成长、留学经历,以及在动荡岁月中颠沛流离、执着学术事业的艰难历程,都生动卓然地展现出知识分子“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理想信念,堪称为一部20世纪上半叶知识分子心路历程与事业追求的心灵史诗。面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良知泯灭、学术糜败的一面,这一段历史则更加令人扼腕长叹。傅斯年去了台湾,在抗战后期一直担任国民政府的高官,是蒋介石的嫡系,所以这么多年在大陆都很难见到他的书,甚至他的名字都很少被人提及。傅斯年去了台湾以后,陈寅恪留在了广州中山大学,从此两人再也没有见过面,也没有了对方的音讯。台北中央史语所和近史所所藏的档案信件表明,陈寅恪与傅斯年有隙,两者关系自1930年代末期一度十分紧张,陈寅恪十分反感傅斯年的“学霸”作风,这也是1949年傅斯年跟随蒋介石去台湾而他决定留在大陆的一个重要原因[7]。1949以后,跟蒋介石去台的人命运如何呢?通史、断代史,某个历史人物的小史、年谱、传记,是不同的范畴,不可通讲。在兵荒马乱的时代,陈寅恪的学问,于国计民生无关,与过小日子也无关,但却大有用于后世。陈寅恪的命运因为“文革”而悲惨,他被赶出家中,连取自己的存款申请都不被批准,最后夫妻二人在红卫兵迫害之下惨死在破屋之中,一代大师含恨离开人世。王国维自杀后有后来人给他提词,傅斯年离世时台北有追悼会,有学生去冲击总统府,而陈寅恪去世之时却无人理睬,连他自己的学生都有背叛他。今人惧怕去了解那段扭曲的历史真相,是因为真相太残酷,反差太大。但是也恰恰呈现出陈寅恪的铮铮铁骨,堪比“历千万纪与天壤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其心可鉴,“与山河同在,同日月争辉”。

  第四,竺可桢与陈寅恪。科学家和史学家的真挚交往,令人感佩,发人深省。竺可桢是浙大的校长,陈寅恪是大师中的大师,都是民国时期独领风骚的人物,最后都留在大陆,改写历史。两人在复旦读书时,竺可桢与陈寅恪不仅是同班,还是同桌。新中国成立后,竺可桢是管理科学院研究所的领导,两人首次晤面,陈寅恪就坦率地向竺可桢谈到他对华罗庚的不满。1962年陈寅恪与竺可桢探讨天象“五星连珠”与时局女主崛起之关联,可以说双方都找到了华山论剑的真正高手,泯灭了学科的生硬界线。1966年3月20日,两位最后一次相晤,一位病卧在榻,一位行色匆匆。自此一别,“文革”如山洪暴发般汹涌逼来,此生再无相见聚首之日矣。

  第五,郭沫若与陈寅恪。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醉心于政治,所以其诗歌不如五四时期,其甲骨文和金文等的研究也不如民国时期。陈寅恪晚年对郭沫若醉心于政治是表面唱和,内心实在反感。

  (三)小结

  与同时代学者相比,陈寅恪是最具独立精神、最有现代感和历史感的历史学者。不忘记本民族之地位是他的基本文化态度,文化高于种族是他的主要文化理念。他既是一位贵族史家,也是一位创造学术奇迹的人,在其后三十余年目盲体衰的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完成了《唐代政治史略稿》《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等一系列重要论著。他一生致力于从传统历史学向现代文史转变的研究,以详尽占有可靠的史料,批判地继承乾嘉史学的方法,同时吸收西方比较语言学的精髓,诗文证史,诗史互证[8],实事求是,为新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做出了开创性贡献。其所开创的“古典”和“今典”双重证法的阐释学,对古人“了解之同情”“借传修史”“史诗互证”“哀伤”与“记忆”并存,实与百年中国的文化与社会变迁以及他的家族的命运遭际有直接关系[9]。

  比较陈寅恪与之同时代的学人,宦海沉浮、家国情仇,一言难尽。同时代的人们在抗战危亡之际,或以学术、或以政治号召力、或以其他,为国做出自己的应有担当。但是抗战的烽火之后,国共三年内战之后,那一代知识分子再难以选择各自的命运。悲夫!大师们已远去,后来人当何以堪? 大师们之所以“远去”,是因为他们来过。大师们的人格魅力,大师们的文化杰作,大师们的命运转折,无不给我们后来人以无数的启示。大师们,是我们永远的文化财富。

  二、陈寅恪的个人史与学术史评述

  (一)陈寅恪治学特点归纳

  1. 融贯中西。陈寅恪不拘泥于西方汉学思想束缚,超脱于西方汉学之外,融贯中西。他先后就读于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和美国哈佛大学,博采西方汉学之长。陈寅恪对西方汉学界的熟悉程度超过西方汉学界对他的了解程度[10],他熟稔西方现代学术标准,既注重中国传统文化之特殊性,即以文字作为研究史学的工具解构与超越中国现代学术体系,同时又将中国本土的乾嘉学派与西方“历史演进法”相结合,在考据学、中国古代史、区域文化史、诗文等方面成就斐然。与其说陈寅恪的治学范围“不中不西”“不古不今”,不如说他的治学学贯中西、融汇古今。解读陈寅恪年谱,随着阅历日渐,其治学“为学日损,为道日益”。从“旧学”到“新学”,从传统国学与现代学理,兼容并包,自由开放,得风气之先,冠宇胸襟[11]。

  2.坚持“求真”。对比分析《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对现实的关照差异,在那民族精神高涨的年代,陈寅恪顶住造成与民族精神的紧张关系的压力,坚持“求真”之首位,这对于今天深刻认识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具有重要借鉴意义[12]。赵俪生曾经在回忆录中写道,尽管陈寅恪不信仰马克思主义,但是因为忠于史料,最后也能获得与马克思历史学者相似的正确结论。在赵俪生发表相关论文后,陈寅恪托人将自己的南北朝史、隋唐史讲义复印给他。在那样人人自危的政治年代,一代学人的风骨杳然挺立[13-15]。

  3.重视史料。陈寅恪治史重视史料,强调不能以论带史,重视考据,如此方能以宏大自由的视野看待历史。他认为,马列主义史学以唯物史观作为哲学基础,以“五段论”套在中国历史发展时序上,用“封建”二字盲目对应西方史学“feudalism”,实际上对于中国有无奴隶社会、奴隶社会的起止点等问题尚存在诸多争议。其考据范围涉及文献整理、史实考订、文艺评论等方面,给读者耳目一新之感。他认为外来学说只有与本民族固有思想文化传统结合起来,才能发挥作用,否则容易造成水土不服,“洋理论”解决不了中国的实际问题。他的“新考据学”得益于他继承了中国传统的考据方法,同时受西方学术思想方法的影响[16],从而形成了诗史互证的比较历史方法。

  4.诗史互证。陈寅恪“以诗证史、以史说诗”,以最广义的“文化”界定“诗+史”“诗=史”的内涵。他以最广义的文化史料考证“正史”,将乾嘉学派之考证发挥得淋漓尽致。同时将传统的文化作品放到最广大的历史地理时空背景中去阐释,显示微言大义[17]。他的《元白诗笺证稿》,主要论述唐代后期社会风俗,显示从广义的文化史研究开始转向知识分子群体的“心史”研究的过渡意义[18-19]。他的《柳如是别传》视语言为自身家园及文化传统载体,诠释了他晚年从“以诗证史”向“以史证诗”的学术转变,从内在精神上摆脱了德国现代“历史主义”的影响,在主题和方法上以文化放逐结合文化离散、性别研究、文化怀旧、文化边缘、文化政治,诠释学科跨际和文类交叉性、互文性、杂交性及碎片性等特点,喻示历史“后现代”的多元文化灿烂图景[20]。

  5.理解之同情。对于陈寅恪来说,文化史批评不能持偶然性与局部性的观点,而只能是根本性的,要对历史、社会采取文化的全面性和立体型的审视。把以往人类创造作为造创自然的历史进程之一,以超越于狭隘功利、个人是非的博大胸怀瞭望世界,最终达到对人类自身创造的文明充满理性光辉的“理解之同情”[21]。他大部分著作背后都显现出这种高屋建瓴的文化史批评学术体系。

  6.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1937年9月14日陈寅恪之父陈三立绝食殉国,陈寅恪在父丧未举之际,秘密逃离北平。这个被人们期待为“一代文化托命人”,肩负着自己的历史使命,肉身与灵魂怎能落入日寇之手?随着清华大学西迁昆明,他还携带有珍贵的佛家经典、文化古籍,为的就是“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学问为根基”[22]。“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陈寅恪对王国维之评价,也是屈原、司马迁、文天祥、陈寅恪等历代中国文人品性的骨髓。历朝历代的无数血性文人彰显出“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姿态,这些人才真正是我们“中国人的良心”!陈寅恪是站着思考问题的中国近代少数堪称“知识分子”的真正代表。若在践行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之前,不抱有 “理解之同情”,任何说辞都是空洞和乏力的。

  (二)历史是否可以假设

  假若1941年日美太平洋战争晚发生一周,陈寅恪或许可以远渡英国牛津大学教授汉学,他的眼疾自然可以治愈。那么,直至1949年以后,充分利用海外的优越条件必定可以完成他的最后心愿:《蒙古史》和《中国通史》。假若建国初期岭南大学掌门人陈序经没能以真挚留住陈寅恪在岭南,或许陈寅恪离开大陆去香港、美国,或是台湾,完成《蒙古史》和《中国通史》的概率也会大大增加。历史往往是无法假设的,不给后来人假设的逻辑路径,陈寅恪最后选择留在了中国大陆,他的晚年在失去人的基本尊严中度过。离世如此悲惨,乃至余英时后来根据史料设想陈寅恪晚年“悔恨”留在大陆。陈寅恪的后半生本来可以出更多的成果,然而历史无情,这既是他本人物理生命的不幸,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彻底沦陷与抛弃的悲哀。他在岭南的晚年生活断面,如同成熟之荔枝,最后“熟透”,用激情演绎着一代学人的悲哀风骨。

  他远离政治,政治却总“关照”他。陈寅恪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之辈,虽然他在学术上主张以思想交流来推动中华文化发展,乃至在政体上也认为中华制度源自于多方。但是在民族感情上,他却无丝毫之让步,困居香港之时拒绝日本人之授粮。文以讽奸,用陶渊明之风骨鼓励国人之情操。不能不让人心生敬佩。这不是现代的朱自清风骨么?在波澜起伏的政治风云背景下描绘一代宗师陈寅恪的学识、人品、风骨,令人感叹,让人敬佩,让人心碎。陈寅恪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一种可望不可即的境界。如果一个民族没有独立的精神,思想的自由,可以断定将永不会屹立于世界。陈先生是不朽的,他是大师。知识分子不苟活,每一次的不屈服都成为历史的闪光点。他一生践行的“独立之意志,自由之精神”,已经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共识,“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感动于陈寅恪的风骨,一个特立独行、追求思想自由、人格独立的大学人的形象便永远刻在世人的脑海里。

  (三)大师晚景“寂寞”

  陈寅恪是一代大儒,一生负气,半世凄凉,令人唏嘘。寂寞和孤独不一样,做学问需要寂寞,得寂寞需要学问,寂寞出真才。“寂寞”两个字很准确,想要成为史学大师就得耐得住寂寞,并不断地钻研。传统文化养育出的读书种子,是无法复制出来的。陈寅恪的出身、经历、学养、人品、思想、精神,实是那一代生于大清、历经民国、传统文化深厚、西方教育扎实的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过往,和那个时代氛围下的悲欢离合、生死与共。至今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依然闻之铮铮,视之熠熠。葛兆光曾经概括《陈寅恪诗集》为“啼血”意象。陈寅恪并不是一个闭门造车、寻章摘句的老学究,而是相反,他是一个经天纬地的邦国奇才。可惜,愈来愈狭窄的自由空间,让他窒息,时代终究在他的中晚年扼杀了他一展拳脚的机会。三分压抑,两分悲凉。在不幸中,也是在所幸中,他成为了一个书斋学者,晚岁十年的心血倾心于《论再生缘》与《柳如是传》,将时代风云、个人情怀倾注于著作中的人物(例如柳如是),在多病、目盲、迂腐、自嘲、悲愤中度过残年[23]。大师的晚年如此凄凉悲苦,与他那煌煌著述落差太大。陈先生晚年的寂寞,一则由于眼疾,不能看书;二则当时的“政治气候”也使他保持沉默。诚如笔者所论述的那样,他的文章、著作,他在人生关键路口的选择,以及其命运沉浮和生命路径,都弥漫着一种文化悖论和忧郁思绪,他是跨越晚清—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缩影和个体模型。在转折年代的文化更新何其艰难,持文化守成者必定痛苦,理解本位文化愈深者,其痛感愈加强烈[24]。陈寅恪决定留在大陆时曾言:生为帝国之民,死为共产之鬼。1969年11月他病逝于广州,海外学人闻讯,悲痛不已[25]。陈寅恪之死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同时也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当我们片面理解历史的时候,往往确信那是全部真实的历史,因此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判断和适应就会发生问题。当我们全面了解历史之后,不仅很多疑惑都可迎刃而解,而且我们可以在现实生活中走得更好,心灵和思想也可以达到一个全新的境界。当一个个个体的学人被打倒在地,陈寅恪也倒下了,形成独立的知识阶层化为泡影。知识阶层要重新归为“一统”,知识阶层要在社会中认识自己的位置,就要勇于担当、各就各位、各得其所、各尽所能。唯有如此,社会才可能正常地运转、进步,每位个体才可以健康、自由、民主地成长和完善[26]。陈寅恪是真正的知识分子。真正的知识分子的核心定义应该是抱有一颗社会的良心和真心。今天的社会,今天的中国,这样的知识分子太少。

  三、结语

  20世纪80年代中期,曾经出现短暂的“陈寅恪热”,话题的焦点指向他所倡导的“独立自由”的学术精神;21世纪初,关于陈寅恪的著作、传记、研究论文频频发表,对应的是“钱学森之问”,民众开始反思今日时代教育与中华教育之未来。余英时在《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新版序言中,重点论述陈寅恪《论再生缘》的出版风波。今天研究陈寅恪的学术视野已经出现从官方移向民间的重要转变,展望陈寅恪研究的未来前景,余英时是“极其乐观的”[27]。行笔至此,笔者想起陈寅恪生前的一句话,“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生命与学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倾其生命坚守的,不是哪一个“旧的”或“新的”政权,而是一种超越个体、超越时代、超越民族的自由的独立精神和信仰所在。陈寅恪曾赠诗给北大学生:“天赋迂腐自圣狂,读书不肯为人忙。平生所学宁堪赠,独此区区是秘方”[28]。自鸦片战争以来,在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中,涌现出诸多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他们在观念、制度与社会结构的变迁中扮演着不同角色。他们的思想、观点、立场不同,命运迥异,但是从比较视野看待那一代学人,无论是将陈寅恪与同时代学者从学术角度进行比较,还是从命运角度进行比较,我们不难发现:“深入透视他们所处的时代与社会,有助于加深我们对现代知识分子作用、使命、命运的深刻理解”[29]。陈寅恪作为一个孤寂的大师,一生恪守学术,虽晚景凄凉,但其学术和思想不再是一种用以安身立命的职业饭碗,不再是卖于帝王之家而求得王侯将相的学术本钱,而是一种生命的象征和存在的意义。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斯人已逝,学风长存!他的学术,已经是他生命有机体的一部分,与山河同在!与日月同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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