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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过去》:郁达夫澳门行踪考

时间:2019-08-16 22:52     来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作者:杨青泉      点击: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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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郁达夫是否来过澳门至今尚存在争议。从小说《过去》来看,众多具有澳门特征的细节被郁达夫刻画得栩栩如生。小说中有关上海故事的回忆与他真实的人生经历有重合的轨迹;M港、H港、C省城与澳门、香港、广州有对应关系,P街、大市街、百货商店、望海酒楼、李白时所住旅馆都可以找到它们的位置。根据《致玄背社》《沪粤途中在香港酒店赠友人》《劳生日记》三则线索,并结合其他材料综合分析后有理由相信:郁达夫到过澳门。

  【原文出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京)2013年10期

  【作者简介】杨青泉,澳门大学中文系

  【内容提要】 郁达夫是否来过澳门至今尚存在争议。从小说《过去》来看,众多具有澳门特征的细节被郁达夫刻画得栩栩如生。小说中有关上海故事的回忆与他真实的人生经历有重合的轨迹;M港、H港、C省城与澳门、香港、广州有对应关系,P街、大市街、百货商店、望海酒楼、李白时所住旅馆都可以找到它们的位置。根据《致玄背社》《沪粤途中在香港酒店赠友人》《劳生日记》三则线索,并结合其他材料综合分析后有理由相信:郁达夫到过澳门。

  【关 键 词】郁达夫/《过去》/澳门

  郁达夫究竟是否来过澳门?这是郁达夫研究与澳门研究中的一段公案,至今尚未得到明确解答。说他没来澳门,主要依据当然就是根据“郁达夫日记”及相关材料所编写的“郁达夫年谱”。在1922年7月20日他结束十年留学生活回国后至1927年2月1日于《创造月刊》第1卷第6期发表小说《过去》这段时期内,确实难找到郁达夫到过澳门的证据。邱岭的《郁达夫小说创作的三个阶段》,将郁达夫1921年9月至1925年冬的行踪简要叙述并结合男主角李白时“南下疗养”这一举动,得出一个并不确定的结论:“总之,作品中的李白时与现实生活中郁达夫所走的,似乎是相互平行的两条路,自始至终没有相交过。”①不过他又同样肯定了小说《过去》“作品中描写的M港种种特征,也都与澳门当时的实际情况相符”这样一个客观事实。香港文史学者方宽烈肯定郁达夫来过澳门的说法,他把自己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澳门的生活经历与小说《过去》进行比对,通过找到“郁达夫日记”记录的“空白”,从而“断言”郁达夫曾经在澳门逗留过几天。②尽管方先生的文章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文,但大胆推测的勇气值得钦佩,此文大概为目前所见仅此一篇敢于正式提出郁达夫来过澳门的文章(此前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有一句话的交代:“故事开头说到三年后主人公在澳门疗养肺病”③)。

  一 上海与《过去》

  前述邱岭文章否认郁达夫来过澳门的一个关键点,在于小说有很多文字都是回忆李白时在上海时与老二、老三交往的故事,而这段故事时间设定于李白时与老三在M港重逢的“两三年”之前。如果李白时是郁达夫的化身,那么郁也应该与之有时间上的对应,但郁留学回国后到创作《过去》前,在上海的时间屈指可数,因此邱岭对此质疑:“但现实生活中的郁达夫,1925年冬在杭州、富阳疗养,1924年一年在北京,1923年初与妻小一起在安庆。1922年1月由安庆到上海,3月初即往日本,在上海只住了短短一个多月;而1921年9月份之前,他还在日本……”④邱岭特别强调了郁达夫这段时期不在上海而在别处的情形,如果粗略地看,让人感觉郁达夫这4年里好像只在上海住过1个多月,实际情况是否如此?查阅郁达夫传记与年谱,他这段时期不仅每年都在上海住过,而且总计停留时间长达1年左右。⑤其中停留时间最长的是1923年,这年2月及4月初至10月初(邱岭似乎有意无意地把这半年时间略去了)郁达夫都在上海;来往上海次数最多的年份是1922年,分别在1月至3月1日、5月初至6月初、7月20日至9月都到过上海;此外1921年9月至10月,1925年冬去杭州、富阳疗养前的11月至12月都在上海;而1924年郁达夫也并非一年都只在北京,他5月间在上海办理了创造社结束工作。⑥这样看来邱岭的论述是有疏漏的,接下来的结论就站不住脚了。

  1921年9月至1925年冬的郁达夫与小说《过去》中李白时在上海生活的经历是完全可以相交,并不是“相互平行的两条路”。小说中还提到过“民德里”这样一个上海的地名:“大约认不清了吧!上海民德里的那一年新年,李先生可还记得?”⑦郁达夫显然是把他在上海泰东图书局的住所名称进行了一下“整合”:

  郁达夫在泰东图书局所受到的待遇……先拿宿来说,泰东的整个编译所,都挤在德福里。⑧(1921年)回国之后,郁达夫先到上海,和郭沫若同住于哈同路(今铜仁路)民厚南里的泰东图书局编译所新址。⑨(1922年)

  郁达夫取“民厚南里”与“德福里”两个地名的首字,组合成了《过去》中的“民德里”。而且1922年的农历春节是公历1月28日,这个时候郁达夫恰好在上海,是他自1921年9月从日本回国后过的第一个春节。小说中对“旧历新年”(《过去》第10页)这个时间也有交代,并且小说中还有“我和她在大马路市政厅听音乐”(《过去》第9页)这个上海时髦生活的细节。“因此我在民德里住不上半年,陈家的大大小小,却为我取了一个别号……”(《过去》第6页),同样可以与郁达夫在上海的停留时间相互印证。

  二 “M港”、“H港”、“C省城”与“P街”、“大市街”

  郁达夫小说一向喜欢用外文首字母来标识真实地名,这种手法屡见不鲜。如《沉沦》中的“N市”即为Nagoya(名古屋市),“A神宫”即为Atsuta-jingū(热田神宫);《茫茫夜》中的“A地”与《迷羊》《秋柳》中的“A城”实为Anqing(安庆)的化身。

  《过去》中所言路线很明确,从北方到了南方,并且是“省城”和“港市”。而这“港市”中的“H港”的生活费比“M港”要贵,两个“港市”间互通汽船,两地之间包括和“C省城”的距离似乎都不远;而且“M港”具有“互市的最初的地方”、“富室和赌场很多”、“南欧的流人”、“殖民地的商人”等信息。“M港”之“互市的最初的地方”、“中古的遗意”对应于1554年澳门在中国最早开埠;⑩“南欧的流人”、“殖民地的商人”对应于葡萄牙殖民者,指涉的意味强烈并且清楚。“H港”的生活费比“M港”要贵,“指当时香港高级酒店像告罗士打、半岛、香港大酒店之类,每天房租要港币三四十元,而澳门最高级的峰景酒店每天才二十元。(那时达夫在广州中山大学的薪水每月国币二百多元。)”(11)“M港”、“H港”、“C省城”与Macau、Hang Kong、Canton这三地的外文名称丝毫不差吻合,理应指澳门、香港、广州三地。

  “西湾街”直通“新马路”,现在澳门依然保留,葡文街名是“Rua da Praia do Bom Parto”。“Rua”相当于汉语的“街”,“da”相当于汉语的助词“的”。郁达夫是取了“Praia do Bom Parto”的首字母“P”,把“西湾街”命名为“P街”。小说中说李白时与老三沿P街行过一段后,在出P街的三叉路口不远处,就是大市街。现存的大堂街,应当是大市街原型。(12)

  三 “百货商店”、“望海酒楼”、“旅馆”

  方宽烈认为“百货商店”是“当年澳门规模最大的黄珍记百货公司,七十年代因火灾歇业”。(13)这种说法显然有误,因为黄珍记百货公司出现在新马路,是1941年以后的事情了。(14)根据1925年与1927年的《澳门年鉴》中商业名录的记载,新马路当时中段的确有一家百货商店,却不是黄珍记,而是名叫Sengcheong的百货商店,铺位地址是新马路152号。(15)方先生所言黄珍记因火灾歇业确有其事,可见于1973年2月17日《大汉公报》的新闻报道,报道中还提及黄珍记公司“设三十年历史”,由此亦可推断出黄珍记是在1940年代后方才兴起,距离小说创作及发表的1927年风马牛不相及。

  《过去》对“望海酒楼”的描述概括起来有这样五个特征:三四层楼高;滨海的小室窗外可见帆樯点点;位于新马路尽头朝南转后的右手边;生翅汤;隔壁有家旅馆。郁达夫在小说开篇即说“望海酒楼”是“临海的一间高楼”(《过去》第1页),根据《澳门地理》记录的《澳门市区形态图》,(16)可知当时澳门建筑高达四层的楼房寥寥无几,大致分布在新马路及火船头街一带。又据两张摄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澳门老照片(若瑟利·维士嘉·德礼拍摄),(17)可证“五洲酒店”楼高四层,且有窗面朝内港码头,而且它1920年代就已经存在。澳门《市民日报》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二月十日(即1945年2月10日)报纸刊登一则广告表明截至1945年2月10日的时候,五洲酒店的酒菜部就已经“积二十余年之口碑”,可见开业日期当早于1925年。无巧不成书,这家酒店的招牌菜是生翅,这与小说《过去》中唯一提及的望海酒楼的菜品——生翅汤,相互对应了。1927年《澳门年鉴》记载五洲酒店的地址是在蓬莱新街27号,结合1927年澳门地图看,方位与小说中的记述基本一致。结合前面提及的若瑟利·维士嘉·德礼拍摄的澳门老照片,五洲酒店的隔壁是泰安大旅社,这家旅社的资料在1927年《澳门年鉴》中同样可以查到,它位于火船头街9号。(18)种种迹象都表明,“望海酒楼”就是“五洲酒店”。

  “旅馆”在《过去》中分成两处:一处即为上文所言的“泰安大旅社”,也就是李白时“就同拖也似的把她挟上了望海酒楼间壁的一家外国旅馆的楼上”(《过去》第17页)的这家旅馆;另一处是李白时自己原住的“西面小山上的一家小旅馆”(《过去》第2页)。方宽烈认为前者是“域多利酒店”,位于新马路和南湾街交界,不在酒楼隔壁。这与小说所述大相径庭,是有误的;方先生认为后者为“峰景酒店”,有一定道理。

  四 郁达夫在1926

  整理1926年郁达夫一年的行踪,可以发现在这一年他与南粤大地有了多次亲密接触,特别是广州。《过去》发表于1927年2月1日《创造月刊》第1卷第6期,篇末署名的创作时间和地点是“一九二七年一月十日在上海”(《过去》第19页)。如果说郁达夫创作《过去》前来过澳门,那么这趟旅程的发生应是在1926年中。1926年中郁达夫有两段时期在广州及附近:3月23日至6月初,10月20日左右至12月15日。

  先说第一段时期,尽管缺乏郁达夫本人的日记记述(郁达夫《芜城日记》截止于1921年10月16日,《劳生日记》开始于1926年11月3日,之间的日记是空白),但从其他创造社同人那里也可以获知有关郁达夫的信息。这时期创造社的主要成员郭沫若、成仿吾、郑伯奇、王独清、穆木天和郁达夫都已集中于广州,并于4月1日成立了创造社出版部广州分部。郁达夫除了担任广东大学(后改名为国立中山大学)的文科教授外,也兼顾出版分部的工作,而且“因初到那里,忙于学校备课和编写讲义”(19)。又据《成仿吾年谱》(20)记载,郁达夫这时期在广州的主要活动还有:

  3月28日,出席广东大学文科学生欢迎郭沫若学长大会,在明远楼前摄影留念。

  4月,广东大学学生风潮过后,与郭沫若等教师在广州惠爱路妙其香酒家聚餐,并合影留念。

  6月,与郭沫若、成仿吾、王独清于广州合拍六寸照片,刊于《创造月刊》一卷四期卷首。

  以上可见,这时期郁达夫看不出有去过澳门的迹象。他于6月14日在上海小旅馆中写的《全集自序》(21)里充满着悲观厌世的情绪,也看不出任何痕迹,况且《过去》里的时间是11月,基本可以排除郁达夫在这段时期到过澳门。

  因此郁达夫就很有可能是在第二段时期到过澳门。郁达夫的《劳生日记》始记于1926年11月3日,这一天日记中记录了前一天(11月2日)的情况:“昨日始搬来天官里法科学院居住”(22),而11月3日以后的情况也都比较清楚,因此又可以排除掉11月2日至12月15日期间郁达夫到过澳门的可能性。现在就只剩下郁达夫又一次到广州的10月20日至11月2日这期间的可能性了。

  这里还需要再讨论一下关于郁达夫是否在1926年10月20日到达广州的问题。郁达夫自己在《劳生日记》(11月3日)里这样回忆:“今天是礼拜三,到广州是前前礼拜的星期五”(23),这样推算的话,郁达夫这回到达广州的时间是10月22日,而不是10月20日。但在《病闲日记》(12月1日)中又这样记述:“此番计自阳历十月二十日到广州以来,迄今已有四十余天了。”(24)方宽烈认为“《劳生日记》所说的星期五,‘五’字可能是‘三’字的误”(25)。有这种可能性存在,但11月3日显然比12月1日更接近于所回忆的时间,总的来说,郁达夫在这里出现了时间记录上的混乱,或许另有隐情。

  值得注意的是,郁达夫在《劳生日记》(11月3日)也说明了他这十几天的去向:“在文科学院闷住了十余天”(26),这里的这个“闷”字可真是“意味深长”!以郁达夫的性格,他似乎很难将自己“闷”住这么久时间,别的不说,单说他的游记文章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作家中数量上绝对名列前茅,一个这么喜爱游山玩水的人怎么会将自己“闷”住呢?1926年3月在广州迎接郁达夫上岸的成仿吾曾经到过澳门,想必郁达夫不会不知晓。

  1924年7月成仿吾曾在澳门给郭沫若写了一封信(27),郭沫若在当年8月9日的回函中提到了这件事:“芳坞哟,我又好久不写信给你了……你最近从澳门写来的信,我直到现在还没有答你,你没以为我是已经饿死了,或者是把你忘记了罢。”(28)王独清在他1935年出版的诗集《王独清诗歌代表作》中选录了一篇名为《澳门二叫》的诗歌,收录在第一章《凭吊吟》下,以示曾到澳门游访:“总之我要趁我清醒,/赶紧向这儿告别一声……/原因是这儿只有赌博,/只有堕落,/而没有斗争!”(29)创造社同人的澳门之行,不能说一定促成了郁达夫的澳门之旅,但至少可以说影响到了他对于广州周边旅游目的地选择的想法。

  广东大学改名为国立中山大学后,于1926年10月14日实行委员制,戴季陶出任国立中山大学委员会委员长。此时的中山大学处在学潮声中,派系斗争也在上演,戴季陶开始改组学校的人事安排。文科不再由创造社的人主持,而由傅斯年负责。郭沫若7月底就已经随北伐军离开广州。所以后来的11月,我们会看到郁达夫由文科教授改任为法科教授。早在前一个广州停留的时期,郁达夫对广州的情形有所了解后,失望的情绪就已经滋生,这个时候重返广州面对诸多变故,他“在观察、体验和分析中,对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的未来,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他感觉到革命正处于危机之中,感觉到恐怖的逼近”(30)。这种失望与恐怖大概会成为郁达夫出去散心的理由,何况此时中山大学暂时停止上课(31),这十几天的时间,他不会在文科学院里“闷”过去的。

  五 线索三则

  对于郁达夫而言,由穗去澳,或由港转澳,并非一件难事,当时穗港澳三地交通已经十分便利。郁达夫好友许杰1931年与爱妻何显文的书信中,对自己往返穗澳之间的行程有记述:“二十二日下午三时半下船,四时开船,十二时始抵澳门。这一日天气偏很坏,及上岸,已下微雨,心中自然有些悔恨起来。晚宿五洲旅馆。”“出得妓院,已晚九时,返旅馆整装下船,十时船开,今晨七时又在广州了。这次澳门之行,尚觉有趣,他日得暇,我当一纪此行。”(32)由此可知广州与澳门之间乘船不过七八个小时的航程,往返时间一天都用不到,澳门与香港更是航程更短,郁达夫有什么理由不在这郁闷的十多天里,到澳门这座极具风情的小城来散散心呢?

  (一)被遗忘的一封信

  郁达夫1926年11月15日夜给“玄背社”写了一封信(节选如下):

  暑假三个月,伏处北京,……这一回重到广州,是在阳历的十月底边,未到之前,先有一大堆书件报纸,在广大教员宿舍里候我了。(33)

  这里郁达夫再一次提到了他重回广州的时间是:“阳历的十月底边”,“十月底边”按正常的理解起码应当是10月25日以后到10月31日这段时间,不会是10月20日或者10月22日这两个时间。且“十月底边”不论怎么说,都是一个模糊时间!对比之前郁达夫在《劳生日记》11月3日中提到的“前前礼拜的星期五”(即10月22日)这样一个很明确的时间,难道说“重回广州”这样一个日子很难确定吗?很难开口向别人说明白吗?11月15日的这封信与11月3日的日记,时间上不过仅仅相差了12天,郁达夫似乎是在有意隐瞒什么。日记可以被修订后再发表,而寄出去的信往往就不那么好修改了!再对比此信之后郁达夫《病闲日记》12月1日所说的“此番计自阳历十月二十日到广州以来”,我们不禁要莞尔一笑了,同一个时间,郁达夫竟然有了三个说法!无论《劳生日记》《病闲日记》,还是《致玄背社》的这封信,距离郁达夫“重回广州”的时间都不算太远,没有理由会三翻四复说的这般不一致!

  很大的可能性就是,郁达夫回广州后并没有过多停留,而是直接去了某地,这样就可以顺理成章理解信中所言“先有一大堆书件报纸,在广大教员宿舍里候我了”这样一个细节了。还有种极大的可能性就是郁达夫根本没有在10月20日左右这个时间回广州,而是从汕头直接去了某地。郁达夫故意隐瞒他实际的情况,可还是在这封信中露出了蛛丝马迹,如果这封信中所言时间正确,可以估计到他大概是在10月31日回到广州。这样的话就与他《劳生日记》11月3日所言11月2日的情况卯榫对接了。他这样说11月2日的事情:

  把上班年寄存在学校里的书箱打开来一看,天呀天,你何以播弄得我如此的厉害,竟把我这贫文士的最宝贵的财产,糟蹋尽了。(34)

  如果说郁达夫早在10月20日就已经回到广州,而且在文科学院“闷”住了十余天,他怎么会迟至11月2日才打开他的书箱发现他的藏书已经发霉,这显然不符合常理。合理的解释应当是,他在10月31日回到广州,11月1日休息了一天,11月2日搬往法科学院发现自己的藏书已经发霉,他决不会用“十余天”来如此虐待他“最宝贵的财产”。那么10月31日前他一定是在另外某个距离广州不远的地方,这样线索就清晰了。

  (二)被忽略的一首诗

  郁达夫在1926年10月19日写过一首旧体诗《汕头口占赠许美勋》:“五十余人皆爱我,/三千里外独离群。/谁知岭外烽烟里,/驿路匆匆又遇君。”(35)这首诗原载于1926年10月24日汕头《岭东民国日报》副刊《文艺》第二十一期,1989年收入《郁达夫诗词全编》时面目有些模糊。从浙江文艺出版社给此诗的注解即可看出这种模糊现象:

  “诗题又作《沪粤途中在香港酒店赠友人》。”

  “五十”又作“四十”、“三十”。

  “三千里外”又作“三千里地”;“独离群”又作“感离群”。

  “烽烟里”又作“云烟里”。此句又作“谁知赤柱山下路”。

  “驿路”又作“茶舍”;“又遇君”又作“又逢君”,“逢”误。

  可以看出,每一句诗都有不同的说法,或许年代有些久远,编辑只好通过注解的办法尽量还原此诗的面目。值得玩味的是,此诗的题目又作“沪粤途中在香港酒店赠友人”,这里就蹊跷了,按现有的郁达夫日记及研究资料看,郁达夫应该回“广州”了,怎么会跑到“香港”去赠友人一首诗呢?诗句变来变去,连诗的题目也改变过,这会是一种什么情况呢?合理的解释应该是:10月19日郁达夫到达汕头上岸,与许美勋(著名“左联五烈士”冯铿的前夫)见面,“口占”了这首诗,然后再去了香港(也有可能是回到广州再去的香港),在香港的酒店里重新修订了“口占”的这首诗。或者在汕头与许美勋一起同往香港,在香港酒店里把“口占”此诗正式“笔录”赠与对方(关于这一点还缺乏资料,仅为推测)。(36)这样就可以说明此诗题目乃至诗句变动频繁的情形。

  不管以上情形是如何,郁达夫到了“香港”这个事实是确定的,而且住了香港的酒店!这在现有的郁达夫日记及研究资料里也没有记录。郁达夫住过香港的酒店,那么回到《过去》,就不难理解他为何说李白时“因为H港的生活费太昂贵,便又坐了汽船,一直的到了这M港市”这段话了。当时香港酒店普遍比澳门酒店贵,前文方宽烈有关这一点的说明在此也得到了印证。

  当时上海往返广州的航线,轮船常常会停靠香港,这一点从许广平的回忆中也可以看到:

  1927年9月27日:“下午乘‘山东’轮离广州往上海。次日到香港。”(37)

  1927年10月3日:“午后抵上海”。(38)

  郁达夫很有可能是汕头回广州的途中经香港,直接在香港下了船,因为此前不久香港刚刚被解除了封锁。1926年10月10日,省港大罢工结束,对香港的封锁解除,是郁达夫当时可以到香港的一个前提条件:

  10.10由于北伐军进展迅速,广州政府北迁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局会议议决取消封锁香港,恢复粤港交通,准许人民自由往来,省港罢工委员会宣布结束罢工,恢复省港交通。(39)

  省港大罢工长达十六个月,一直对港澳封锁,1926年10月10日之前,郁达夫恐怕想去港澳,都非常困难,现在封锁解除了,无疑是天赐良机,郁达夫又怎会错过呢?试想一下,郁达夫于10月19日到达汕头,下船上岸,势必已经知道香港是可以去的了,于是去了香港,留下了这首被我们忽略的旧体诗:《沪粤途中在香港酒店赠友人》。之后因为香港的生活费贵,再又来到了澳门,这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三)日记中的另外线索

  郁达夫在《劳生日记》(40)的11月3日、4日、5日连续三天都反复地强调了一个问题:“薪水”:

  儿子死了,女人病了,薪金被人家抢了……(11月3日)

  三点多钟去中山大学会计课,领到了一月薪水。回来作信与荃君,打算明早就去汇一百六十块钱至北京。(11月4日)

  昨晚上因为领到了一月薪水,心里很是不安。怕汇到了北京,又要使荃君失望,说:“只有这一点钱。”实在我所受的社会的报酬,也太微薄了。 (11月5日)

  既然“薪水”的问题这样地“萦绕”在郁达夫的心头,应该是他重回广州中山大学之初就已经有这样的问题存在着,而不用在“销声匿迹”十余天后还始终念念不忘。如果说他在10月20日左右就已经回到了中山大学,又已经在文科学院“闷”住了十余天,他完全可以有办法筹钱,不必在十余天之后的这个时候反复“哭穷”。从“薪金被人家抢了”这句话来看,仿佛这件事刚发生没有多久,感觉像是刚回到学校后不久,才发现自己的薪水已经领不到了,于是有了“哭天喊地”的感慨。这十余天他干什么去了?就只在文科学院干巴巴地“闷”住吗?远在北京的夫人正等着他寄钱呢!郁达夫不是一位抠门的人,沈从文当年北京落魄潦倒时,他曾给这位素不相识的文学青年及时的救助。

  种种迹象都显示,郁达夫这十余天不在广州,而在另外的地方。这个地方应当就是澳门,他在香港酒店住着觉得贵,于是换到澳门打发这段光阴。在外旅游开销必然大些,所以当他再回到广州的时候,势必要“哭穷”了。

  注释:

  ①④邱岭:《郁达夫小说刨作的三个阶段》,《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8年第2期。

  ②(11)(13)(25)(31)方宽烈:《郁达夫在澳门》,《香港文坛往事》,香港文学研究社2010年版,第454、455、458、456、456页。

  ③⑤参见王自立、陈子善:《郁达夫研究资料》(下),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73、682~688页。

  ⑥(19)郁云:《郁达夫传》,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1、78页。

  ⑦郁达夫:《过去》,《郁达夫全集》(第2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后文有关《过去》引用均来自此书第1~19页,不另起注释。

  ⑧⑨郁云:《我的父亲郁达夫》,台北兰亭书店1986年版,第70~71、78页。

  ⑩汤开建:《澳门开埠时间考》,《澳门开埠初期史研究》,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99页。

  (12)以上考证参见何大章、缪鸿基:《澳门地理》,广东省立文理学院1946年版,第83~84页;李鹏翥:《澳门古今》,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澳门星光出版社2006年版,第82页;澳门历史档案馆档案,编号MNL.05.24.001。

  (14)俞永济:《澳门指南》,商务印书馆澳门支馆1941年版,第74页。

  (15)(18)《澳门年鉴》1927年,澳门中央图书馆微缩资料,第343、52页。

  (16)何大章、缪鸿基:《澳门地理》,广东省立文理学院1946年版,第85页。

  (17)若瑟利·维士嘉·德礼:《永不回来的风景 澳门昔日生活照片》,澳门发展与合作基金会、澳门市政局澳门艺术博物馆制作,2001年4月。

  (20)张傲卉、宋彬玉:《成仿吾年谱》,《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4期。

  (21)郁达夫:《全集自序》,《郁达夫文论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263~268页。

  (22)(23)(26)(34)(40)郁达夫:《劳生日记》,《郁达夫全集》(第12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35、36、35、36、36~37页。

  (24)郁达夫:《病闲日记》,《郁达夫全集》(第12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54页。

  (27)张傲卉、宋彬玉:《成仿吾年谱》,《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3期。

  (28)郭沫若:《孤鸿——致仿吾的一封信》,《文艺论集续集》,上海郁文书局1932年版,第7页。

  (29)王独清:《澳门二叫》,《王独清诗歌代表作》,上海东亚图书馆1935年版,第29页。

  (30)潘世圣:《关于鄯达夫脱离创造社及〈广州事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2期。

  (32)许杰:《致何显文函六通》,《现代作家书简》(孔另境编),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第125~126页。

  (33)都达夫:《致玄背社》,《都达夫书信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0~32页。

  (35)郁达夫:《汕头口占赠许美勋》,《郁达夫诗词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140页。

  (36)许美勋在回忆文章里只记载了郁达夫1926年10月19日到达汕头后的情况,没有说明郁达夫走后去了哪里。见许峨(许美勋)《郁达夫到汕头》,原载1980年6月19日《羊城晚报》,收于陈子善、王自立编《回忆郁达夫》,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67~172页。

  (37)李何林:《鲁迅年谱》(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17页。

  (38)李何林:《鲁迅年谱》(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页。

  (39)陈昕、郭志坤:《香港全纪录》(卷一),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178页。重读《过去》:郁达夫澳门行踪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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