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翦伯赞革命文史生涯录

时间:2019-07-30 18:08     来源:《新文化史料》1997年03期     作者:张传玺      点击: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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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翦伯赞生于1898年4月14日,湖南桃源人,维吾尔族。远祖为西州(今新疆吐鲁番一带)回鹘。成吉思汗西征,回鹘人归附,协助蒙军攻灭西夏。后南下,在灭南宋时其先祖曾以功封将军。明初赐姓翦氏,后定居于湖南桃源一带,聚族而居,世奉伊斯兰教。父名奎午,为清末秀才,民国时任中学教师。

  翦伯赞生于1898年4月14日,湖南桃源人,维吾尔族。远祖为西州(今新疆吐鲁番一带)回鹘。成吉思汗西征,回鹘人归附,协助蒙军攻灭西夏。后南下,在灭南宋时其先祖曾以功封将军。明初赐姓翦氏,后定居于湖南桃源一带,聚族而居,世奉伊斯兰教。父名奎午,为清末秀才,民国时任中学教师。

  一

  翦伯赞5岁入私塾,次年入清真小学,14岁入常德中学。18岁中学毕业后入武昌商业专门学校。1919年夏,商专毕业后回母校常德中学任英语教师。1924年,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经济,并开始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1925年冬回国,次年春到北京,住湖南常桃会馆。3月18日,积极参加了青年学生和市民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段祺瑞政府卖国而举行的示威游行。在执政府门前,遭到反动军警的枪击,死伤200余人,这就是“三·一八”惨案。翦伯赞的帽子亦被子弹打穿,他认为这样的政府必须要推翻,于是怀着悲愤的心情南下。次年冬天,他在长沙参加了正在北伐的国民革命军,任总政治部特派员。

  1927年春,翦伯赞奉命北上,策动山西督军阎锡山和绥远都统商震响应北伐。他自上海而天津、北京,4月初至太原。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组成南京“国民政府”,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阎锡山态度动摇,翦伯赞多次去访谈不得要领,便于6月间到归绥(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商震初时态度尚好,可是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和蒋介石勾结,亦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商震受阎锡山节制,态度也有变化。他接到阎的电报,命他立即逮捕翦伯赞。他未执行,而是劝翦离开绥远。翦即南经大同,转北京,“亡命上海”。

  大革命失败后,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军阀在中国建立了反动统治。中国要向何处去?这在许多人的头脑中是一个问号。一批为蒋介石统治服务的知识分子宣传中国已革命成功,并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因之反对继续革命。但许多革命知识分子则认为,中国仍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应当继续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这一争论至1930年,在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发展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历史问题的论战。在此之前,翦伯赞在北平常桃会馆与湖南同乡、青年学者吕振羽、谭丕模等相识,志同道合,共同学习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翦伯赞这时又积极参加了社会史论战,发表的论文有《中国农村社会之本质及其历史的发展阶段之划分》、《前封建时期之中国农村社会》等,对一些错误或反动的主要观点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翦伯赞又积极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他连续发表《世界资本主义高度发展中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暴行》、《走到反帝国主义的最前列》等论文,还与吕振羽合著《最近之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揭露批判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及其侵略我国的滔天罪行。1933年春,他在天津意租界被捕,后被驱逐出境,逃到上海。他在上海遇到中共重要干部董维健博士,董建议他设法争取国民政府司法院副院长覃理鸣(名振)同情革命,做一些掩护和营救工作。覃理鸣也是桃源人,与翦伯赞的父亲是少年时代的同学。翦伯赞到南京任覃的私人秘书,继续从事抗日救国宣传和学术研究。1937年5月,在南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二

  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展开。9月,翦伯赞回到长沙,与吕振羽、谭丕模等组织了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推举覃理鸣为会长,翦任常务理事兼会刊《中苏半月刊》主编。又组织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亦兼任理事。这两个组织都是中共在湖南的合法组织,为宣传动员全面抗战起了重大的作用。1938年夏,他的《历史哲学教程》一书由新知书店出版,此书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理论联系实际,深刻、尖锐地批判了汉奸陶希圣、托派李季、日本的佐野袈裟美等人的一些错误的乃至反动的观点;对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和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必要性做了全面的论述。此书出版后,受到广大青年和进步人士的欢迎。国民党政府则宣布此书为禁书,不许出售,不许再版。

  1938年冬,翦伯赞任中共湘西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由长沙转到沅陵,后又到溆浦民国大学教书,仍兼《中苏半月刊》主编。1939年12月,蒋介石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民国大学的许多进步学生被捕,翦伯赞也遭监视。中共湖南省委传达中央的指示,要翦立即离开溆浦,前往重庆。他于次年2月13日与夫人离开溆浦。

  当月26日,他到了重庆,任中苏文化协会总会理事兼《中苏文化》杂志副主编(主编为王昆仑,另一位副主编为侯外庐)。他还被聘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名誉委员,冯玉祥将军聘他为历史教师。他受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做理论宣传和统一战线工作,住巴县歇马场。

  次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重庆一片白色恐怖。冯玉祥上了峨嵋山,翦伯赞的其他两项职务均被撤销。他根据周恩来的部署,按照“勤业、勤学、勤交友”的方针,闭门著书,开展学术活动,做好统一战线工作。他这时被郭沫若聘为文化工作委员会专门委员,经常被请到文工会做学术讲演。1942年2月17日,郭给他写信说:“日前莅城讲学,穷搜博览,析楼规宏,听者无不赞佩,诚为我辈壮气不小也。”他还常到复旦大学、朝阳大学、育才学校、曹孟君办的暑期学习班等处讲演。

  1942年夏,他着手撰写《中国史纲》第一卷(先秦史),约30万字,半年脱稿;又用一年多时间撰写出第二卷(秦汉史),约46万字,两书相继出版。他还根据政治需要,发表论文60余篇,著名的有《南宋初年黄河南北义军考》、《论两宋的汉奸及傀儡组织》、《论明代倭寇及御倭战争》、《桃花扇底看南朝》等。这些论著的学术价值都很高,各篇论文又都有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揭露批判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黑暗腐朽及其对日妥协、投降的作用。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8月28日,毛泽东自延安飞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和平建国”问题,翦伯赞协助毛泽东、周恩来做冯玉祥、覃理鸣及其他一些高级民主人士的工作。在次年1月举行的中国政治协商会议期间,他被中国民主同盟代表团聘为顾问。

  三

  1946年5月4日,翦伯赞搭乘中共代表团专用飞机由重庆到南京,又转上海,仍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工作。他与张志让、周谷城等组织并领导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主编《大学月刊》。又在大夏大学历史系任教授,讲授“历史方法论”。还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反对内战,争取和平。在陶行知去世不久,他在周恩来的安排下,继任大孚出版公司总编辑,坚持文化战线上的斗争。1946年7月,国民党反动派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掀起了全国规模的内战。10月15日,又在南京召开伪“国大”,国、共两党的谈判破裂,周恩来回延安,上海的形势日益紧张。翦伯赞和其他革命同志及进步人士坚持斗争,积极支持学生们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先后发表《现阶段的民主运动》、《学潮评议》、《美军滚出中国》等文章,抨击国民党反动派和美帝国主义。1947年10月22日,设在上海的中国民主同盟总部被国民党特务包围,政治形势更加严峻。27日,翦伯赞转移到香港,继续从事民主运动。

  翦伯赞初到香港时,被聘为达德学院教授,后又被聘为香港《文汇报》的《史地》副刊主编。为了配合正面战场的斗争需要及批判第三条路线,他连续发表了《孙皓的末日》、《评南北朝的幻想》及《末代皇帝的下场——逃跑、投降、自杀、被俘》等论文,在文化界和社会上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1948年11月,翦伯赞奉中共中央的电召,与郭沫若、马叙伦、侯外庐、许广平等乘轮北上。他与胡绳等由山东到石家庄附近,向中共中央报到。次年1月北平解放,翦伯赞任文化接管委员会委员,并被燕京大学社会系聘为教授。3月,作为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中国代表团(团长郭沫若)代表,赴布拉格参加大会。他回国后,先后被选为人民政协筹备委员会委员及第一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四

  新中国建立以后,翦伯赞仍任燕京大学教授兼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历史学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后,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后又兼副校长,还兼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中央民族历史研究工作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缅友好协会副会长等职;又连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人大常委会民族委员会委员;还兼任《光明日报》的《史学》副刊及《北京大学学报》主编等。

  翦伯赞很重视新中国的文化建设,重视改造旧史学,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新史学。他发表了不少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历史人物评价、关于古代民族关系等论文,批判了旧的资产阶级的史学观点,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同时,他还重视历史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50年代初期,他参加发起组织搜集整理中国近代史资料,编成《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11种,共约有两千多万字,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其中的《义和团》与《戊戌变法》两个专题,由他本人主编;他还和中央民族学院的教师合编《历代各族传记会编》,由中华书局出版两编3册共120余万字。

  1961年春,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在北京召开,翦伯赞被选为历史专业教材编审组组长,并主编通用教材《中国史纲要》。《纲要》所述自原始社会至民国初年,分为4册,共70余万字。内容简要,观点鲜明,论史结合,资料可靠,为高校文科重要教材。1988年1月,国家教委举办首届“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评选会议”,《纲要》名列历史教材的榜首,荣获特等奖。他还与郑天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古代部分共8册,自原始社会至鸦片战争前夕,亦为通用教材。资料系统、全面、典型、可靠,亦为有关教师和学生所欢迎。翦伯赞很重视在教材中贯彻民族平等的观点和重视民族间和平相处、友好往来为历史的主流。他为此发表过不少论文,也做过一些讲演。1961年夏,他应邀访问内蒙古自治区归来,在《人民日报》发表《内蒙访古》一文,一时引起社会轰动,内蒙和各地报刊接连转载。文章内容丰富,其重点是他认为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的主流不是战争,而是和平。他称赞西汉时到匈奴“和亲”的王昭君在内蒙人民心中是“民族友好的象征”,昭君墓是“民族友好的历史纪念塔”。全文史事具体,观点鲜明,文字优美,脍炙人口。还作为教育学生的优秀作品,被通用高中语文教科书选作教材。

  解放以来,意识形态领域一直是不平静的,1957年以后,极左思潮开始发展。1958年2月,陈伯达在科学规划委员会会议上讲话,别有用心地提出了“厚今薄古”的口号,歪曲党的文化政策,使这一政策在执行上失去平衡,史学领域的极左思潮迅速高涨。次年春夏,翦伯赞连续发表《关于打破王朝体系问题》、《目前历史教学中的几个问题》、《从北大古典文献专业谈到古籍整理问题》等论文,反对极左思潮。可是,极左思潮却日益严重,其中心口号是“以论带史”。在这个口号指导下,人们的史学言论,所编教材或文章,存在着严重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虚无主义、简单化、公式化、抽象化、绝对化、现代化等错误倾向,对教学和学术研究极为有害。翦伯赞自1961年7月至次年6月,又先后发表了《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及《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等论文,还在北京、内蒙古、上海、江苏、广西等地的许多高等学校和学术单位发表过内容相同的讲演。这些论文和讲演,都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批判了以极左为主的错误倾向,划清了一些是非界限,对于改善历史教学和学术研究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五

  翦伯赞忠于中国共产党,忠于马克思主义,竭诚拥护党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而且全力以赴地贯彻执行。可是,早在1963年夏,关锋即在北京展览馆以《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的问题》为题发表讲演,揭开了“批翦”运动的序幕。调子定为翦伯赞的观点是“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使史学界大为惊讶!1965年12月,戚本禹同时发表了《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一文,把“批翦”运动推向了高潮。1966年3月,戚本禹等3人又同时发表了《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一文,诬蔑翦伯赞的《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和《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两文是“两篇反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纲领”,咒骂翦伯赞是“资产阶级史学的代表人物”。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则以《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为题,号召打倒翦伯赞等“史学界里的‘保皇党’”。毛泽东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讲话,提出要对翦伯赞的生活给予照顾,并安排教授工作。可是“中央文革刘少奇专案组”却向翦伯赞逼供,要翦按照他们的调子揭发刘少奇的假材料。翦伯赞严词拒绝了他们的违犯党纪国法的无耻要求,并坚贞不屈地同他们斗争了20余天,最后才饮药含冤离世。

  打倒“四人帮”之后的1978年6月,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将翦伯赞的冤案上报中央,中央副主席邓小平批示:“我认为应予昭雪!”于是北大新党委于同年9月1日召开全校大会,为翦伯赞昭雪了10年沉冤,恢复了他的革命一生和清白如水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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