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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教育思想的渊源与特点

时间:2019-06-17 21:12     来源:未知     作者:梁柱      点击: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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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蔡元培是一位以文化教育为职志的民主革命家,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深入探讨蔡元培教育思想的渊源及其特点,有助于我们全面、正确地理解他的教育思想。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和教育救国的思想,使蔡元培在其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中,具有勇于探索、善于创新的特点;深厚的国学根底和对待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使他在教育实践中既能择善而从又注意剔除封建糟粕;了解和学习西方,取文化世界主义,因而“融汇中西”成为蔡元培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的一大特点。

  【原文出处】《高校理论战线》(京)2007年4期

  【作者简介】梁柱,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100871

  【内容提要】 蔡元培是一位以文化教育为职志的民主革命家,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深入探讨蔡元培教育思想的渊源及其特点,有助于我们全面、正确地理解他的教育思想。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和教育救国的思想,使蔡元培在其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中,具有勇于探索、善于创新的特点;深厚的国学根底和对待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使他在教育实践中既能择善而从又注意剔除封建糟粕;了解和学习西方,取文化世界主义,因而“融汇中西”成为蔡元培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的一大特点。

  【关 键 词】蔡元培/教育思想/渊源与特点

  蔡元培是一位以文化教育为职志的民主革命家,他一生致力于在中国建立近代意义上的教育制度和教育体系,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他在多方面的、丰富的教育实践中,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教育思想,这些教育思想的涉及面十分广泛,包括大学教育、基础教育、社会教育、职业教育、女子教育、儿童教育等,并且具有很深的理论深度,其基本的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对我们今天仍然有着重要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其一,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和教育救国的思想,使蔡元培在其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中,具有勇于探索、善于创新的特点。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蔡元培是一位真诚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在反清革命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他始终坚持民族民主主义立场,拥护和追随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在他经历的曲折迂回的胜利与失败的历程中,包括他已认识到的一时失误之后,也一如既往,不改初衷。蔡元培这种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在他从事的教育实践中,是同他的教育救国的思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培育新人以拯救国家危亡,这是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血与火的教训中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严复就将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的原因,归于“民力已荼,民智已卑,民德已薄”。因而大声疾呼:“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1] (P15)并把这三者称之为“自强之本”。梁启超在维新变法失败后,创办《新民丛报》,宣传兴“新国”必先有“新民”的思想。他在《新民说》中指出:“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非尔者,虽则今日变一法,明日易一人,东涂西抹,学步效颦,吾未见其能济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明确提出:“重教育为主脑,以政治为附丛”。同样,蔡元培在探讨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时,也认为:“康党所以失败,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2] (P133)他说:“凡一种社会,必先有良好的个人,要有良好的个人,就要先有良好的教育”。[3] (P291)他在1919年回顾近代中国自强的历程时指出:“我国输入欧化,六十年矣,始而造兵,继而练军,继而变法,最后乃始知教育之必要”。[4] (P641)他明确提出:“吾人苟切实从教育入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5] (P295)这就真切地阐述了他的“教育救国”的思想。

  由上可见,启迪民智,倡导教育,并把教育视为救国之道,是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总结惨痛的历史经验中提出的一个主张。诚然,单纯的教育救国是不可能达到救国目的的,但是,如果把这种教育救国的主张同民主革命的要求相结合,为救国、强国培育新人,这种主张就不但具有进步的意义,而且必然发生重要的作用。应当说,蔡元培倡导并几十年如一日为之奋斗的教育救国思想,就属于这样一种进步的主张。

  蔡元培之所以强调教育救国,一方面,是因为他从教育的特殊功能和作用出发,认为教育旨在立人,人立则国强。他说:“盖尝思人类事业,最普遍最悠久者,莫过于教育”。[6] (P380)在他看来,教育是人类进步、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事业。他认为:“人类所最需要者,即在克尽其种种责任之能力无可疑。由是教育家之任务,即在为受教育者,养成此种能力,使能尽完全责任,亦无可疑也”。[6] (P179)他在这里所说的能尽完全责任的“能力”,既包括为国家为社会“克尽义务”的献身精神,又包括服务社会、克尽职责的本领。二者都必须具备,而前者尤为重要。他特别指出,要培养公民抗抵外侵、保卫国家、振兴实业的本领和技能,“必先养其道德”。所以,他要求青年学生要有“狮子样的体力”、“猴子样的敏捷”、“骆驼样的精神”、“崇好美术的素养”、“自爱、爱人的美德”,[7] (P559~565)即他所倡导的“健全的人格”。总之,他认为“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是为救国、立国、强国培养人才。另一方面,他基于对近代中国历史经验的认识,认定民主共和事业完全离不开教育。蔡元培对维新变法运动持同情的态度,甚至“虽有人说我是康党,我也不与辩”。但他同时又批评维新派的举动“太轻率”,他说:“中国这样大,积弊这样深,不在根本上从培养人才着手,他们要想靠下几道上谕来从事改革,把这全部腐败的局面转变过来,是不可能的”。[8] (P81)他清醒地认识到,要改变中国腐败的局面,就必须改革,而改革不能只依靠一个孱弱的君主,也不只是少数人的事业,重要的是能够肩负此重任的革新人才,这就要“切实从教育入手”。正是受到戊戌变法失败的震撼,蔡元培决绝仕途,委身教育,而且在他初期的教育活动中,就有为救国培养人才的明确意识。他创立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爱国女学等都是为了救国革命、推翻清廷而培养人才。他曾说,他在清季所创办的学校都“含有革命性质”。他创办爱国学社是为了培养“暴动的种子”,创办爱国女学是为了培养“暗杀的种子”。所以他要求:“革命精神之所在,无论其为男为女,均应提倡,而以教育为根本”。当辛亥革命发生时,这些学生多有参加南京之役的,“不可谓非教育之成效也”。[4] (P12)辛亥革命后,他又明确提出:教育“务顺应时势,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人格”。[6] (P64)对于这种与革命政治需要相结合的教育救国思想,蔡元培于1917年《在爱国女学校之演说》中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

  总之,蔡元培是以教育为救国、立国之根本,以育人为建业、兴邦之良策。他说:“教育者非为以往,非为现在,而专为将来。从前言教育者,尚有‘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之说,可见教育家必有百世不迁之主义,如‘公民道德’是。其它因时势之需要,而亦不能不采用,用‘实利主义’及‘军国民主义’是也”。[6] (P17)从这里可以看到,蔡元培“教育救国”的思想,是同他把爱国救亡、立国兴邦的希望寄托在青年的身上相联系的。他以一个爱国者的情怀,忧愤清政腐朽,国势日蹙,基于对民族命运的关切之情和对青年学生历史使命的殷切期望,他义无反顾地走“教育救国”之路。这一切,使他始终坚持“从教育着手,去改造社会”;始终深信只有“养成健全人格,提倡共和精神”,方才“可以救我们贫弱的国家”。

  尽管蔡元培有过“教育万能”一类偏颇的认识,但是,他对“教育救国”的至诚愿望,并自觉地把教育同争取民主共和、兴邦强国的目标联结起来,是富有远见卓识的。正是有这种自觉的、革命的驱动力,使他在教育实践中具有勇于改革、善于创新的特点。他不仅在初期的教育活动中,就有为培养民族民主革命的人才而进行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而且在辛亥革命之后,他出任民国教育总长,开始了施展改革中国教育制度的抱负。在他的倡导和努力下,废止了前清教育宗旨中违背共和政体和不合信仰自由原则的“忠君”和“尊孔”的条文,小学废止读经,大学取消经科,改革学制,修订课程;在教育中首倡德、智、体、美四育并举,以“养成共和健全之人格”;并积极推行义务教育和社会教育……通过这些改革,初步建立了中国新式的、与共和政体相适应的教育体制,从而揭开了我国近代教育史上新的一页。随后,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革新,成为他在教育事业上最突出的贡献,“培植无数革命青年”,“伟大的五四运动,实先生提倡诱掖,导其先路”。可以说,改革创新的精神是贯穿蔡元培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的全过程。

  其二,深厚的国学根底和对待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使他在教育实践中既能择善而从又注意剔除封建糟粕。

  蔡元培以“翰林革命”而著称,他“年少通经,文极古藻”(翁同和评语),可谓旧学深沉,深知中国传统文化。他一生博览群书,“以一物不知为耻,种种书都读;并且算学书也读,医学书也读”。[9] (P31)在接触新学之前,他阅读的范围包括了旧学的经、史、子、集,尤涉足小学、经学、考据、训诂、宋明理学。这奠定了他国学的基础,“山阴才子”由此得名。

  蔡元培虽饱读经书,但并不尽信古书。他喜自由阅读,喜探究人生哲理,如他读清末学者俞正燮的《癸巳类稿》、《癸巳存稿》时,对其“从各方面证明男女平等的理想”,推崇备至。他青年时期也习作八股文,但不喜这种文体对思想的束缚,不严守老八股的格调,作那种不合时宜的怪八股。他十分赞同孔子所说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就是不守旧、不盲从的态度。这是蔡元培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也是他对待中西文化的基本准则。这个认识,对他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近代中国,文化教育的发展和创新,“五四”以来新旧文化的争论,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如何对待“古今中外”的关系的问题。在这方面,长期以来存在着全盘保存国粹和全盘西化这样两种截然相反的主张,他们之间的激烈争论往往反映了两种迥然不同的政治立场。蔡元培曾指出这两种主张的弊端,他说:“主张保存国粹的,说西洋科学破产;主张输入欧化的,说中国的文明没有价值。这是两极端的主张”。[7] (P299)他既反对那种拒绝外来文化、固步自封的国粹派,也不赞同消亡民族个性的全盘欧化论,而主张中西兼容、融会创新。这反映了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进步的文化教育观,也反映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主张。在蔡元培看来,中国传统文化绝不会因近代科学的发达而失去其存在的价值,他说:“虽然,科学之成立,率在近代,而人类经验之暗合学理者,则自昔为昭。例如烹饪之法,铸冶之术,引重致远之具,其发起也,均在理化学未立以前,而实为理化学之导线是也。且科学成立以后,其应用也,仍不能不有资于复杂之经验,例如机械学、气象学,在今日固为精密矣,而应用之于航空,则屡濒危险;农艺学、工程学,在今日至为进步矣,而径行之于素未调查之区,则动多窒碍,是也。是故鉴旧学之疏,而以新学进之,则可。谓既有新学,而一切旧日之经验皆得以吐弃之,则不可”。[4] (P112)这就是他所坚持的对文化思想既不守旧、也不盲从的正确态度。他认为,对文化思想采取极端的主张,往往是轻率的,不是应取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应当说,蔡元培非常重视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也是采取研究和分析的态度的。1925年7月,世界教育会联合会第二次大会在英国爱丁堡举行,作为中国代表的蔡元培因故未能出席,他为大会准备的演说词由他人在大会上代为宣读。他在演说词中介绍了中国教育的历史和现状,认为我国有两千多年历史的从“太学”到“国子监”的教育体制,是一种个别教学的教育体制。在这种体制的学院中,如同其他学校一样,班级由教师管理,而学生则接受单独的授课。这种教育方式,正是孔子、墨子时代那种单纯由私人讲学的形式的必然结果。在他看来,孔墨时代的这种与古希腊书院相当的私人讲学形式,在当时教育界中是颇为突出的、有影响的组成部分。即使在最近二百年中,这类学校仍可以说是具有一种深远的教育意义。他把中国古代教育制度的优点概括为:(1)注意道德伦理的教育和个人修养;(2)在任何环境与条件下,可以由个人自由钻研学问;(3)可以因材施教,教学不致因班级中落后学生而受到影响。他说:“我们在源于早期学院而来的王阳明书院(大学)中,在源于古代教育发展而来的清朝的颜元(习斋)书院中,可以发现其显著影响。尽管这些制度已经过时,但是我认为它们的历史对当前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仍有所启示”。与此同时,他认为中国古代教育制度也存在着一些缺点,主要是:(1)我国古代学校的课程,过分重视人文学科,特别是文学、考据学等。我国早期的教育制度实际上只重视个人修养的尽善尽美,重视培养个人的文学才能,而不注重于科学方面的教育。(2)我国古代的教育目标,主要是使少数人毕生攻读,使他们能顺利通过朝廷举办的各种考试,而考试则是读书人入仕的唯一途径。至于就平民文化而言,它并没有普及教育的明确目标。[10] (P345~346)这就指明向近代教育制度转变是历史的要求和历史的必然。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蔡元培对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见解是比较深刻的、科学的,反映了他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关系的正确处理。

  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必然要涉及作为封建社会大一统的儒家思想问题。蔡元培极不赞同汉代董仲舒的“独尊儒术、罢黜百家”,致使“诸家之说潜矣”的错误主张和做法。反对尊孔读经,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他十分注意在大一统的封建文化中剔除封建糟粕,如前所述,辛亥革命后他革除旧教育宗旨中“忠君”和“尊孔”的条款,小学校废止读经,大学取消经科。这些革命性的措施,必然引起保皇势力的恐慌和反对。在袁世凯擅权复辟,一些人竭力鼓吹定孔教为国教时,康有为也发表《孔教会序》,他说:“自共和以来,礼乐并废,章典皆易,道揆法守,扫地无余,遂在教育之有司议废孔子之祀典,小则去跪拜而行鞠躬,重则废经传而裁俎豆,……呜呼,曾不意数千年文明之中华,一旦沦胥为无教之国,岂不哀哉!”这里所称“教育之有司”者,正是指坚持民主改革的教育总长蔡元培。但是蔡元培没有畏惧后退,不为所动。他随后在各地发表的演说中,明确批判了复古派要以孔教为国教的谬论,“力斥提倡孔教之妄说”。他指出,孔子的学说是关于教育、政治和道德方面的学说,孔子与宗教自划界限,从不言鬼神事,曾说过“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他强调:“宗教是宗教,孔子是孔子,国家是国家,各有范围,不能并作一谈”。“孔教不成名词,国教亦不成名词,然则所谓‘以孔教为国教’者,实不可通之语”。[11] 驳斥了那些“今日尊孔之徒”。他还批判了那种把前贤典籍奉为万言不变的教条,要求后人不得越雷池一步的错误观点,他说:“乃若古圣先贤之格言嘉训,虽属人造,要亦不外由时代经验归纳所得之公律,不能不随时代之变迁而异其内容。吾人今日所见为嘉言懿行者,在日后或成故纸;欲求其能常系人之信仰,实不可能”。[4] (P612)这对于破除迷信,打破思想束缚,振奋精神,是很有意义的。

  蔡元培在去除传统文化中的封建糟粕、批判尊孔读经的同时,提倡“以科学的方法,揭国粹之真相”,[4] (P450)揭示其中民主性、科学性的成分,使之成为对新时代有用的东西。他明确指出:“孔子之学术,与后世所谓儒教、孔教当分别论之”。[6] (P16)这就是说,要把孔学、儒家作为本来意义上的一种学说、学派,加以研究、继承和发展。比如,他在反对小学生读经的同时,又提出:“为大学国文系学生讲一点《诗经》,为历史系的学生讲一点《书经》与《春秋》,为哲学系的学生讲一点《论语》、《孟子》、《易传》与《礼记》,是可以赞成的。为中学生选几篇经传的文章,编入文言文读本,也是可以赞成的”。[6] (P16)这表明,他是反对用古代典籍束缚青少年的思想,强制他们读青少年无法理解的东西,那样做是有害的,但他并不是一概反对青年读经,主张让已具有一定思考和分析能力的青年学生进行学习和了解,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这种态度,既不同于完全否定传统文化的全盘西化派,也有别于那种极端的“国粹派”,是值得赞许的。又如,他对包括孔子儒家学说在内的古代教育思想是很重视的。他注意从中引出适合于新时代的新义。他在阐述新教育方针时认为,“所谓自由,非放恣自便之谓,乃谓正路既定,矢志弗渝,不为外界所征服。孟子所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此也。准之吾华,当曰义。所谓平等,非均齐不相属之谓,乃谓如分而与,易地皆然,不以片面方便害大众。孔子所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者,此也。准之吾华,当曰恕。所谓友爱,义斯无歧,即孔子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张子所称“民胞物与者”,是也。准之吾华,当曰仁。”他以法国的“自由平等博爱”,“证以中国意义,要亦不失为道德之重要纲领”。[4] (P222)他还十分注意借鉴中国古代教育的内容和方法中进步的、合理的成分,他举例说,古代的“六德”教育即现代学校课程中的伦理学,“六艺”中的射、御,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体育,算术则成了我们今天的抽象思维训练,礼仪的教学“是一种介乎于道德教育与智力训练范围之间的科目”。他认为这种“对人的身心予以全力关注”的教育,是反映了中国古代教育的发达和成就,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他认为孔子所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是经验与思考并重,这在今天也值得提倡。他还十分欣赏孔子的“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他说:“照《论语》所记的,问仁的有若干,他的答语不一样;问政的有若干,他的答语也是不一样,这叫做‘因材施教’。可见他的教育,是发展个性,适应社会,决不是拘泥形式,专讲划一的”。[4] (P716)后来他在对留美中国学生讲演时又说:“孔子主张陶养性情,发达个性。其教人之法,为因材施教”。[10] (P374)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蔡元培十分重视的“尚自然、展个性”这一教育主张的思想渊源。

  综上所述,蔡元培对待传统文化是比较自觉地采取了“批判地继承”的态度和做法,这是贯穿他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的全过程,也是他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的一大特色。

  其三,了解和学习西方,取文化世界主义,因而“融会中西”成为蔡元培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的一大特点。

  自19世纪中叶以来,苦难的中国在半殖民地的泥淖中越陷越深。特别是中国在甲午战争中遭到惨败之后,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势力范围的狂澜。多少爱国志士悚于亡国惨祸之降临,“尝中夜起而大哭”(严复语),愤怒谴责腐朽的清廷“疆臣跋扈,政府阘茸,外内狼狈,虚疑恫愒,已成炀灶之计,聚铁铸错,一至于此”,实乃“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蔡元培语)。当时有识之士无不惊呼:国家已处在“列强环伺,虎视鹰瞵”,“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孙中山语)的状况。正是在中日甲午战争失败的刺激下,蔡元培开始接触新学,“涉猎译本书”。为了了解西方和直接学习西方,他从1898年起学习日文,进而学习欧洲多国语言。他曾说:“今后学人须具有世界知识,世界日在进化,事物日在发明,学说日新月异。读欧文书价贵,非一般人之力所克胜。日本移译西书至富,而书价贱,能读日文书则无异于能遍读世界新书”。[12] (P92)他经过努力和探索,使自己具备了一定的世界知识和世界眼光。目睹国势日益衰微,又初步了解了西方世界,这使蔡元培产生了出国游学、学习先进文化以解国困的愿望。正如他致友人的信中所说的:“盖弟数年来,视百事皆无当意。所耿耿者,为此游学一事耳”。[13] (P45)他在1902年曾有过一次短暂的游学日本的经历,但此时已不愿东渡,而是“以游学德意志之志抱之数年”,恰这时(1906年)有此机会,“不能不为之心动”。他所以选择德国,是因为他推崇德国的教育和学术。黄炎培回忆蔡元培当时曾对他说过:“救中国必以学。世界学术德最尊。吾将求学于德,而先赴青岛习德文”。[12] (P93)所以他表示:“游学非西洋不可,且非德国不可”。[4] (P663)1906年冬,蔡元培在《为自费游学德国请学部给予咨文呈》中,表达了自己赴德留学的愿望和理由,他写道:“窃职素有志教育之学,以我国现行教育之制,多仿日本。而日本教育界盛行者,为德国海尔伯脱(今译赫尔巴特)派。且幼稚园创于德人弗罗比尔(今译福禄贝尔)。而强迫教育之制,亦以德国行之最先。观今德国就学儿童之教,每人口千人中,占百六十一人。欧、美各国,无能媲美。爰有游学德国之志,曾在胶州、上海等处,预习德语。……职现拟自措资费,前往德国,专修文科之学,并研究教育原理,及彼国现行教育之状况。至少以五年为期。冀归国以后,或能效壤流之助于教育界”。[14] (P452)

  从1907至1926年的二十年间,蔡元培曾先后五次到欧洲游学考察,居留外国近十二载。其中三次留学德国,前后共计五年多。这期间,他的年龄跨度在40—60岁之间,可谓是“老学生”。除了第四次(1920年11月至1921年8月)他是以大学校长身份受政府派遣赴欧美九国考察教育外,包括他担任教育总长之后历次游学,都是作为普通的留学生,靠译稿卖文、做家庭教师补贴费用。他说自己曾过“半佣半丐”的生活。他珍惜留学机会,勤奋、刻苦、博览,几乎涉及哲学、美学、伦理学、心理学、文学、民族学、人类学、史学等许多领域,并且在欧美期间还深入考察各国的教育制度和人文文化。通过这种潜心学习、研究和考察,不但使他对西方文化有了深入的了解,而且对他的文化观和教育思想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蔡元培明确的学习目的和善于独立思考、分辨吸收的研究方法,避免了近代许多留学生存在的盲目崇外、不求甚解、生吞活剥的通病。他的融会贯通中西文化的进步文化观,就是在他第一次游学欧洲期间开始形成的。蔡元培中西文化观的一个最基本的观点,就是要“择其善者而从之”,反对盲从和守旧,主张对文化要作具体的分析,区别对待。他于1921年6月考察美国教育时在华盛顿乔治城大学的讲演中,比较了古今中外文化演进的历史,指出:“综观历史,凡不同的文化互相接触,必能产出一种新文化”。他特别举例说:“就在中国,与印度文化接触后,产出十世纪以后的新文化,也是这样”。[3] (P351)这就包含了要善于吸收外来文化,择善而从以融会中西文化的思想。在他看来,中西文化融会贯通的过程,也就是文化创新发展的过程。所以他主张要“以近代科学的方法,整理中国固有的学术,俾实用于现代”。[3] (P351)可以说,通过学习和吸收外国文化,发展中国文化,是蔡元培文化观中具有目的性的一个基本要求。他坚决反对对西方文化一概肯定、盲目照搬的错误态度,强调对域外文化要重在消化,而消化的作用在于助己发达。他辩证地说明了消化和吸收的关系:“吸收者,消化之预备。必择其可以消化者而始吸收之。食肉者弃其骨,食果者弃其核,未有浑沦而吞之者也”,不然就会“酿成消化不良之疾”。他进而认为:“既有吸收,即有消化,初不必别有所期待。例如晋唐之间,虽有吸收印度文明时代,而其时‘易’‘庄’之演讲,建筑图画之革新,固已现其消化之能力,否则其吸收作用,必不能如是之博大也。今之于欧洲文明何独不然。向使吾侪见彼此习俗之殊别,而不能预为根本之调和,则臭味差池,即使强饮强食,其亦将出而哇之耳!当吸收之始,即参以消化之作用,俾得减吸收时代之阻力,此亦吾人不可不注意也”。[6] (P462)这种对外国文化既要吸收又要重在消化的观点是十分正确的。

  这里还要再次指出,蔡元培主张吸收外国先进文化,绝不是对中国固有文化的否定或妄自菲薄。他认为,中国人向有二弊,一是“自大”,一是“自弃”,二者又往往会互相转化,这是必须加以克服的不利于文化交流和吸收的心理障碍。在他看来,文化交融是相互的不是单向的。他指出:“我们一方面注意西方文明的输入,一方面也应该注意将我固有文明输出”。[3] (P423)他强调中外文化交流包括两点:“(一)以西方文化输入东方;(二)以东方文化传布西方”。[3] (P351)“今日中外文明,既有沟通交换的机会,我们是格外要留心的”。[3] (P423)应当说,蔡元培文化观的理想境界,是善于吸收外国先进文化,以整理固有文化创造新义,促进文化的发展,推动历史进步。

  蔡元培的上述文化观,同样体现了他所主张的融会中西的教育观。在蔡元培的教育活动中,从他确立的新的教育制度到健全的人格教育,从教授治校到思想自由原则的提出,都包含了他对西方教育制度和思想的借鉴、吸收。比如,教育救国、学术兴国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基点,他在阐述这一思想时曾说:“普鲁士受拿破仑蹂躏时,大学教授菲希脱为数次爱国之演说,改良大学教育,卒有以救普之亡。而德意志统一之盛业(普之胜法,群归功于小学教员,然所以有此等小学教员,高等教育之力也)亦发端于此”。[5] (P295)他特别强调:“一个民族或国家要在世界上立得住脚,——而且要光荣的立住,——是要以学术为基础的。尤是在这竞争剧烈的20世纪,更要依靠学术。所以学术昌明的国家没有不昌盛的;反之,学术幼稚和知识蒙昧的民族,没有不贫弱的。德意志便是一个好例证:德人在欧战时力抗群强,能力固已可惊;大败以后,曾不十年而又重列于第一等国之林,这岂不是由于他们的科学程度特别优越而建设力强所致么?”[7] (P563~564)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蔡元培的教育救国、学术兴国主张的思想渊源。又如,“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是蔡元培革新北京大学的一个重要的办学宗旨,这也同他对西方特别是德国大学理念的理解紧密相关。他在三次留德期间,比较充分地体会到学术自由是德国的大学观念中的一个核心观念,他说:“德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专制的国家,他的大学何等的自由”。他由此认定:“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4] (P632)他欣赏德国大学那种教学自由和学习自由的风气,他说:“西洋学生研究学问系完全自动的。德国大学学生听讲与否,学校是不管的,听讲的有时不满三人,有时一个讲堂内,有数百个学生。毕业的年限,也没有一定的规定,教师对于学生,不过指示几种参考书和研究的方法罢了。然而德国常有著名的大学者出现,这都是学生自动的研究学问的结果”。他十分感慨地说:“要自动研究学问,才能够发达个性,个性发达,才有创造的能力。中国学生个性发达的很少,因此对社会多是盲从,这都是平时死守讲义,不能自动的研究所养成的习惯而来”。[3] (P399~400)他希望改变这种沉沉暮气的景况,强调“大学以思想自由为原则”,“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4] (P452)再如,“养成健全的人格”,是蔡元培关于人才培养的一个基本目标,他认为中国传统教育只重“脑部”,单纯灌输知识,这只能造就文弱书生,无助于身心全面发达,将来是无法担负建设国家、服务社会的重任的。因而他非常重视军国民教育,重视体育,认为有健全的体魄才有助于养成健全的人格,1921年9月他考察欧美教育回国后对北大学生发表演说时,就把“外国学生最注重体育”,作为九个月考察的第一个感想提了出来。他说:“世界各国除德国外,要算英美两国提倡体育最力,英国剑桥大学学生竞渡的竞争,非常激烈。英国养成学生正当的人格,就是运动;他们的运动,含有一种强迫的性质,但是他们运动的竞争,都取正常的手段,否则即使得胜,也要被人耻笑的。至于美国学生的运动,是各人自己情愿,并不用别人强迫”。他语重心长地说:“中国人也应注重体育,须有强健的精神和体力,否则不能抵抗外力的压迫了”。[3] (P398~399)

  上举数端,说明学习外国,择善而从,融会中西的主张,是蔡元培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的一大特点。

  诚然,上述列举的蔡元培教育思想的渊源和特点,并不是它的全部,但确是反映了它的主要方面。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蔡元培教育思想的进步性、科学性和时代性。正是这些特点,造就了这位大教育改革家的成就。

  【参考文献】

  [1]王拭主编:《严复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6.

  [2]高平叔撰著:《蔡元培年谱长编》上,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

  [3]《蔡元培全集》第4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4]《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5]《蔡元培全集》第10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6]《蔡元培全集》第2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7]《蔡元培全集》第6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8]罗家伦:《逝者如斯集》,台湾传记文学社,1967.

  [9]《蔡元培全集》第8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10]《蔡元培全集》第5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11]《在信教自由会之演说》,《新青年》第2卷第5号.

  [12]《蔡元培纪念集》,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13]《蔡元培全集》第11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14]《蔡元培全集》第1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蔡元培教育思想的渊源与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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