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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尚慈先生与《公羊义疏》的点校整理

时间:2018-03-13 10:35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石玉      点击: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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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公羊义疏》篇幅长,难度大,无论是点校整理还是编校加工,都很难在短期内一鼓作气完成,为了提高效率,我们决定将七十六卷书稿按每十卷为一个单元排版、编校,即所谓的“滚动”式推进。

刘尚慈先生与《公羊义疏》的点校整理
【图语:《公羊义疏》(全六册)】

  《公羊义疏》点校整理本终于出版了!

  与《左传》、《穀梁传》并列为《春秋》三传的《公羊传》,是一部阐发和解释《春秋》“微言大义”的典籍,皮锡瑞认为“《春秋》为后世立法,唯《公羊》能发明斯义”(《经学通论》),即认为《公羊传》独得孔子真传,其所解释最接近《春秋》经义。汉代统治者为了稳固封建大一统政权,曾一度极为推崇今文经学,以阐发经义、解决社会现实问题为旨归的公羊之学受到重视。自汉代“五经”始,直至宋代以后的“十三经”,《公羊传》虽然始终被列为儒家经典,但对它的研究却经历了长时间萧条沉寂,甚至乏人问津,直至清代中晚期,才涌现了一批富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陈立(1809—1869)的《公羊义疏》是其中的佼佼者。陈立曾从梅植之、凌曙、刘文淇等名师学习,精通经史小学,于公羊学用功尤深,所著《公羊义疏》吸收前人训释成果,为集大成式的作品。1982年,中华书局规划“十三经清人注疏”丛书时,将该书纳入了出版计划。遗憾的是,由于公羊学专业性太强,点校难度太大,我们一直没有约请到合适的整理者来董理此事,以至延宕三十多年之久,才于2017年11月推出了点校整理本。

  《公羊义疏》的点校者是刘尚慈先生。刘先生退休前一直供职于中华书局语言文字编辑室,《王力古汉语字典》即由她责编。刘先生是中华书局老一辈学者型编辑的典型代表,她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在学术研究尤其是文献整理领域取得了不凡成就。说起来,我与刘先生都供职于中华书局,但我入职晚,在工作上与她并没有任何交集,知道“刘尚慈”这个名字,就是2010年我所在的哲学编辑室出版了她的《春秋公羊传译注》。也正因为《春秋公羊传译注》的成功出版,《公羊义疏》的点校整理大任最后落到了刘先生的头上。基于她对古籍整理体例的熟稔以及对公羊学的深入研究,刘先生用了两年多时间,就将七十六卷近二百万字的《公羊义疏》点校稿交给了我们。

  《公羊义疏》篇幅长,难度大,无论是点校整理还是编校加工,都很难在短期内一鼓作气完成,为了提高效率,我们决定将七十六卷书稿按每十卷为一个单元排版、编校,即所谓的“滚动”式推进。随着编辑工作的渐次展开,取稿、送稿、沟通问题等等日渐频繁,与刘先生接触的机会也就越来越多了。我知道她平常一般都是工作到很晚才睡,为了不影响她早上休息,通常情况下,我会选在下午两点左右到达刘先生家。落座后,刘先生会问我喝红茶(她知道我肠胃不太好,不宜喝绿茶或咖啡)还是白开水,天气很热时会取来一瓶饮料,或切个西瓜,她的热情周到让我如沐春风。因为我与刘先生同是书局编辑,故而绝无作者与编辑之间因角色不同而容易产生的隔膜。我们一起谈论书稿体例方面的问题、断句标点问题、版式问题、编辑加工时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等等,交流起来很顺畅。

  《公羊义疏》是集释性质的著作,在考证训释过程中陈立极力吸纳前人的研究成果,从而造成书中的引文异常繁复驳杂,且多数引文或明确了作者,而没有给出书名,或者给出了书名的简称;有的只出书名全称或简称而不出作者名,而经学史中同名的古籍大有所在。麻烦的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将书中出现的典籍引文,与原始文本做复核工作会非常困难。引文中很多是有书名不具篇章名,这类情况还好办,难办的是只有篇章名而无书名,这需要点校者具备何等的腹笥!多亏如今有电子文库。但即便如此,一一查检起来,仍需要有极大的耐心和毅力。最开始见到刘先生交来的样稿时,编辑室认识到其难度,建议简便处理,引文统一不加引号,这样做,可以避免误判引文终止位置而造成错误,可以不必理会原书引文文字不准确这一令人头疼的难题,点校起来会容易很多。刘先生觉得不妥,她认为,如果解决不了该书的引书问题,点校本会大减其色,大减其用,她说:“如果是这样,我就不如不做了。”她不辞辛苦,力主做得精细,我们自然乐见其成。事实上,复核引文工作之巨、难度之大,我想恐怕超出了她的预期。如今,当读者打开《公羊义疏》点校本时,便会发现基本上每面都列有校勘记,多数校勘记都是针对引文而发。在复核引文的过程中,刘先生专门准备了一个文档,考证并记录引用书籍的文献资料,汇总下来竟有十多万字。有些文献,刘先生手头没有,会让我查一下书局图书馆,有的话帮她借用一下,有时我也会从网上下载一些刻本传给她。在书稿即将付型时,刘先生仍不无遗憾地说,有几处引文,实在无从查起,姑且按照自己的理解做了整理,很不放心。

  在对待引文这种大的问题上如此,在一些细小问题上亦是不容马虎。比如在夷、狄等少数民族名称是否加专名线的问题上,刘先生区分得非常清楚。通常,我们是将这些名词作为泛称不加专名线,而刘先生则认为,应该区分特指和泛指,凡《春秋》经传中出现的,一般是特指某个地区的少数民族族群,需要加专名线,而陈立义疏中出现的,两种情况皆有。又如书中的按语,我们习惯上在“按”字(另有案、今按、今案等)之后加冒号,而刘先生则认为引文中有“按”,引文外陈立还有他的按语,“陈立的按语或是他对各种说法的总结归纳,或是对所引述观点的肯定或否定,或是一些补充内容,一般是陈立带有总结性的意见”(见《公羊义疏·点校前言》),因此,如果一律用相同的标点,不易区分哪些是陈立的按语,哪些是陈立引书原文的按语,不能突出陈立的态度和观点,故而建议,凡是属于陈立的按语,用冒号断句,属于其他人的按语,则用逗号断句。诸如此类问题,她都有自己的处理办法。

  按照正常进度,《公羊义疏》于2016年8月份即完成三校和编辑审读,达到了付型要求,但结合校对提出的一些问题,我和刘先生都觉得有必要再将书稿从头至尾仔细审读一过,于是又分别看了一遍,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留下硬伤。事实证明,虽然这遍审读耗费了很大精力,使出版时间推迟了一年有余,但切实解决了不少断句标点问题及体例不统一问题,是极有必要的。

  即便如此,刘先生仍不能完全放心。当拿到送检样书时,我在第一时间给先生打去电话汇报情况,正值她抱恙,没有过多寒暄,她开门见山地问我检查样书时有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不久后我送去作者样书,闲聊时,她仍十分诚恳地说,这么大部头的书,里面的问题肯定不少,希望读者发现后能够及时反馈,帮助提高。刘尚慈先生与《公羊义疏》的点校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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