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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白华的美学精神

时间:2018-03-07 15:03     来源:汕头大学学报     作者:肖鹰      点击: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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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本文以“同情”为核心概念,就人生意识、美学观念、艺术分析、中西比较四个方面,概要地阐释了宗白华美学精神的内涵——同情的生命。

宗白华的美学精神
【图语:宗白华】

  提 要 本文以“同情”为核心概念,就人生意识、美学观念、艺术分析、中西比较四个方面,概要地阐释了宗白华美学精神的内涵——同情的生命。

  关键词 宗白华 美学精神 同情

  宗白华先生的美学对中国现代和当代美学的影响殊有匹敌。与著译甚丰的朱光潜先生的大师风貌不一样,宗白华先生始终以一个“美学的散步”者的闲逸身姿徜徉在美与艺术的原野。宗先生直接留给后学的文字并不多,现在出版的全集不过200余万字;在80年代的美学热中, 只是一本小小的论文集《美学散步》就镇住了美学出版物的众声喧哗,而成为影响了一个时代的美学向导。在这位长时期含墨静守的哲人的思想和学术中,其独特而深刻的力量是什么?我认为,这是宗白华美学精神的力量,构成这个力量核心的是由宗白华先生的学术与人生共同凝聚成的一种独特的生命——同情的生命。

  一 宗白华美学精神的发端

  宗先生的美学精神发端于20世纪初叶中国社会旧体制衰落而萌发新体制的革命时代。正如他所言,处于这个时期的青年,“对于旧学术、旧思想、旧信条都已失去了信仰,而新学术、新思想、新信条还没有获着,心界中突然产生了一种空虚”〔1〕。 这个特殊的时代形成了特殊的苦闷心境,摆脱这种苦闷的心境就成为这个时代青年的普遍需要。宗先生解救苦闷的方法是:唯美的眼光、研究的态度和积极的工作〔2 〕。

  特殊的时代需要形成了宗先生独特的美学意识。这就是以审美和艺术为人生的解放形式的意识。他认为,常同艺术接近,渐渐就可以得到一种“超小己的艺术”。超越小己,就可以以纯观照的方式面对现实苦闷,并且获得解脱。因此,宗先生的美学,一开始就是为人生的,而非为学术的。这奠定了宗白华美学精神的基点:同情。

  形成宗先生同情的美学精神,有三个出发点:

  第一,作为宗先生基本文化背景的传统中国人文意识。这种人文意识的哲学内涵是天人合一,一种对宇宙人生的大同情。它在富有家学渊源的宗白华的幼年人格中扎下了深根,使这位五四时期的热血青年并没有让西学的洪涛卷走。

  第二,西方现代人文意识的激发。这种新的人文意识带给青年时代的宗白华科学的观念、自由的人格和无限进取的精神。康德、叔本华(斯彭浩)、柏格森的哲学和歌德的艺术人生是青年宗白华接受西方人文意识的主要途径。主体性的时空观念、唯意志观念、绵延的创化论和浮士德式的悲剧人生,构成青年宗白华新观念的基本成分。

  第三,正在变动的大时代,特别是青年宗白华自身成为中坚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给与他独特的人生体验:一个最令人苦闷,又是最给人希望的时代。在这种矛盾交错的人生感受中,他把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和西方的现代人文精神中和统一起来。

  值得注意的是,宗先生对西方观念的解释和引用同时就是改造和同化。比如,他赞同叔本华的无限意志观念,但修正了他的悲观主义人生观。他认为无限意志寄托于小我(小己)才是痛苦的,而投放于宇宙人生的大我,则是大快乐和大幸福。他反对人生苦痛的根本解救是意志寂灭〔3〕。

  大变动的时代,使宗白华的世界观建筑在对现实人生的深刻体验基础上。他不仅作为一个观察者,而且作为一个现实的生存者与这个时代和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同情——同情是他作为一个哲人理解这个世界的特殊方式。“五四”时期,他与田汉、郭沫若的交往和友情,是他同情的人生意识的典型表现。在给郭沫若的信中,他说,“你诗中的境界是我心中的境界”,“现在你的诗既可以代表我的诗意,就认作我的诗也无妨”〔4〕。

  二 同情的人生意识

  同情,不仅是宗先生人生意识的核心,而且是他学术与生活统一的生命基点。对于宗先生,同情不仅是一种对待世界中的人与物、情与理的态度,而且是他的基本的生存方式和生命的最深刻表现。同情是平等地、亲切地看待世界人生,同时又是超然地、整体地看待世界人生。宗先生推崇的人生观是“超然入世”。不超然,便会拘于小己,沉沦于欲望的痛苦;不入世,便逃遁人世,趋于寂灭;只有超然入世,无为无不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永久进行〔5〕。所谓超然入世, 就是以一种空灵超旷的心胸去迎接世界,深入人生。超然,不是为了逃避,而是为了深入;不是为了居高临下,而是为了旷达亲切。正如宗先生所赞赏的荷尔德林的诗所言:“谁沉冥到这无边际的深,将热爱着这最生动的生”。这“深”与“生”,实际上概括了宗先生人生意识的基本特征:同情而不拘泥,旷达而不冷漠。

  宗先生的超然入世的人生态度,是与中国《易经》和老庄哲学的宇宙观相通的,即阴阳二气化生万物,万物皆禀天地之气而生,循环往复,永生不息。宗先生特别强调两点:一是天地万物的根本是阴阳二气织成的“一种有节奏的生命”;二是“无往不复,天地际也”。因此,他的同情意识,一方面以天地万物内在生命的同一性为根本;另一方面强调其节奏感,强调其循环的整体性。在引发中国传统哲学的同时,宗先生吸收和转化了近现代西方人文观念。他把康德的先验空间观念、叔本华的唯意志哲学和柏格森的创化论引进这个宇宙观中,强调了在这个“气”的整体运动中,人的意志或心灵的主体力量。特别是柏格森的创化论被转化引用为在“气”的世界中的积极的人生意识。宗先生认为柏格森所说的“直觉”就是“直接体验吾人心意的绵延创化以窥测大宇宙的真相”,“深含着一种伟大入世的精神,创造进化的意志”〔6〕。

  在考察宗先生的人生意识时,《歌德之人生启示》这篇论文非常值得重视。从1919年到1932年,这篇论文酝酿了13年。它是宗先生人生意识与人生理想最完整的阐释。在完善自己同情的人生意识体系时,宗先生基于现时代的体验面临着的矛盾,即以“静观”为本的东方意识和以“进取”为本的西方意识的矛盾。一方面中华民族很早发现了宇宙旋律与生命节奏的秘密,以和平的音乐的心境爱护现实,美化现实,却在现代世界竞争中趋于没落;另一方面近代西方人把握科学权力的秘密,征服了自然,征服了科学落后的民族却不肯体会人类共同生活的旋律美,以撕杀之声暴露人性的丑恶〔7〕。 宗先生认为应当在对宇宙人生大同情的基础上把两种精神统一起来。歌德的人生便实现了这个统一。“他表现了西方文明自强不息的精神,又同时具有东方乐天知命宁静致远的智慧。”〔8〕

  通过对歌德人生的阐释,宗先生表达了关于美(形式)与创化(变动)的生命内涵。他认为在歌德的人生中,表现出两种倾向的伟大统一——变化与形式。人类的生活是不断变迁的,正确的人生态度不应当拒绝这种变迁,相反应当积极投入变迁之中,使自己的生命成为不息的创造;但是,在追随变迁之中,不应该沉沦于冲动和骚乱,而应当以大宇宙中永恒和谐的秩序整理心理的秩序,化冲动的私欲为清明合理的意志。宗先生认为歌德的人生正是如此。他特别强调歌德在每一种生活的新倾向中,都是以全副精神整个人格浸沉其中,因此,歌德每一次生活上的变迁就启示一次人生生活上的重大意义,为人生永久的象征。一个变化的歌德,同时是一个完整的歌德。歌德的人生启示就在于此〔9〕。

  宗先生的同情是在自我与世界万物根本统一的存在基础上,以整个的自我生命与人生万物的交响合流,“是以一整个的心灵体验这整个的世界”〔10〕。因此,这种同情的人生意识和生存方式超越了西方里普斯等人对审美体验的心理主义解释。这种观点认为,审美的心理特征是把自我的心意情感投射(感入)到对象身上。这仍然是自我与对象(自然)的对峙,而不是“将小己纳入自然中,而与之同化”〔11〕。

  三 同情的艺术阐释

  宗先生把艺术的本质规定为同情。“艺术的生活就是同情的生活”,“艺术世界的中心是同情”。〔12〕首先,同情是世界创造、进化的动力:“光”和“热”;没有同情,世界就只是一个物质的冷酷世界。其次,同情是社会人生创造、进化的动力;没有同情,社会人生也只是机械的黑暗的。“美感的动机,起于同情。”艺术的目的是融社会的感觉情绪于一致,是由人类社会“同情心”向外扩张到大宇宙自然里去〔13〕。

  通过艺术生活的同情,一方面是小己的解放,把自我的生命投入到普遍的人类社会情感中去,扩大到普遍的自然去,体验人生世界的博大永恒的生命创化;另一方面是催发创造的意识。“同情的发生始于空想,同情的结局入于创造”〔14〕。因此,同情的艺术生活不仅顺应了宇宙的创化,而且它本身就是一种创化形式。艺术独特的创化力量在于通过艺术形象的塑造创化出一种博大深沉的人生意境。歌德说,“一切生灭者皆是象征”,宗先生阐释说:“在这些如梦如流变幻无常的象征背后潜伏着生命与宇宙永久深沉的意义。”〔15〕艺术的价值就在于通过意境的创化展示这种“永久深沉的意义”。

  在艺术的深刻同情中,艺术对生命与宇宙意义的揭示,不是超然的抽象或概念界定,而是一种博大深沉的人生情怀的激发。在对艺术的阐释中,宗先生特别注重对其中所涵泳的人生情怀的体验和揭示——他同样“以一个整个的心灵体验这整个的世界”。如他对《少年维特的烦恼》的阐释,是以“我们的世界是已经老了!”一语开篇,对少年维特的深切同情浸透了宗先生对这整个世界的沉痛忧患。又如对魏晋六朝文艺的阐释,“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山水虚灵化了,也情致化了”〔16〕。这些阐释本身就是艺术的创化,因为它们是特别富有同情和生命的。

  因此,对于艺术意境的创化,宗先生一方面强调要超脱空灵,另一方面又强调充实深情。他说:“所以中国艺术意境的创成,既须得屈原的缠绵悱恻,又须得庄子的超旷空灵。缠绵悱恻才能一往情深,深入万物的核心,所谓“得其环中”。超旷空灵,才能如镜中花,水中月,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所谓‘超以象外’。”〔17〕

  四 美学比较中的同情

  宗先生毕生的美学研究,主要在于艺术的鉴赏和在此基础上的中西美学比较。可以说,他的美学研究本身就是“艺术的生活”,就是同情的人生意识的实践。对于艺术,他是“深于情”,并且自始至终未曾稍有放释,从而形成了他的美学研究的独特风格。

  在美学比较中,宗先生一方面不以现成的中西美学理论为基本对象,另一方面也不用理论去框界中西艺术。他的美学比较的基本方法是艺术体验,即同情的感受方法。首先是对中西艺术的具体感受,然后从这些感受出发,去追索、还原和阐发两种艺术和美学不同的文化背景、哲学精神、形式观念、时空意识。至为重要的是,宗先生的比较研究不仅揭示了中西艺术和美学的重要区别,而且启迪了我们对两种艺术、两种美学,乃至于对艺术本身的重新认识。这使他的比较美学成为不可替代的美学建设。

  在美学比较中,宗先生特别着力于阐释艺术中涵泳和展示的中西不同的人生意识和宇宙观。如他以对中西绘画不同的空间意识的深刻把握修正邹一桂对西方绘画的偏见。他认为西洋的绘画渊源于希腊。希腊人发明几何学与科学,他们的宇宙观是一方面把握自然的现实,他方面重视宇宙形象里的数理和谐性。基于这种宇宙观,西洋绘画以“模仿自然”和“和谐的形式”为最高艺术理想,追求在一幅光影幻现出的立体空间的画境中展示神圣美妙的宇宙形式(秩序和节奏)。而中国绘画的宇宙观是以和宇宙虚廓合而为一的生生之气为根本(道)。道,气化无形,永恒变动。因此,绘画不是面对实景画出一角的视野,而是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那无穷的空间和充塞其间的生命是绘画的真正对象和境界。故中国绘画描写的是虚实相生、气韵生动的“灵的空间”——意境。〔18〕

  从对两种不同文化艺术的深刻感触出发,宗先生的比较研究自然就避免了浅薄地论说优劣高低,而是深入到两种艺术本身极真实生动的内在生命之中去。当然,就个人的鉴赏情趣而言,宗先生更是趋向于中国艺术精神的。他认为西方艺术以“正视的抗衡,紧张的对立”的眼光看待物象,始终难以消除物我之间的紧张关系,不能给心灵以最后的安顿。而中国艺术的精神却是自我“纵身大化,与物推移”,形成与自然冥合为一的灵境。但是,由于深刻的同情意识的灌注,这种趋向不仅没有妨碍宗先生对两种不同艺术精神的深刻把握,反之更真切,更生动,这种把握本身就成为两种艺术交流融合的创化。

  五 同情与当代中国美学

  当代中国美学,在80年代初期的短暂高热之后,至今仍然整体沉跌于低谷中。这固然有很复杂的时代根源。但是,美学自身的根源也是应当检讨的。宗先生说:“我们心中不可无诗意诗境,却不必一定要做诗。”〔19〕他毕生都坚持这一主张,并且把它切实地实行在他的美学和生活中。他所说的诗意诗境,应当理解为他那种“超然入世”的人生意识引导自我“以一整个的心灵体验这整个的世界”。当代中国美学在整体上缺少的正是这种与世界人生共鸣的伟大的同情。或者封闭在传统经典的概念缕析中,或者沉醉于对西方新观念的追鹜。正是由于对宇宙人生的冷漠,使当代中国美学缺少诗意诗境,缺少真正有生命的创造。

  留学归国后,宗先生考虑最多、谈得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现代科学发展对人的精神人格的挤压和剥夺。他说:“浮士德不惜赌押自己的灵魂给予魔鬼以求认识宇宙之究竟,享人生之快乐,这悲剧的态度实代表着近代西洋科学家的精神,然而我们能否再从这唯物的宇宙里寻回自己和自己的心灵,使我们不致堕入理智的虚无或物质奴隶,而在丰满的充实的人格生活里,即爱的生活里,收获着人生的意义。”〔20〕怎样重建这种对宇宙人生的同情意识,怎样培养“深于情”的生活者和创造者,是当代中国美学思考的一个时代问题,是我们从宗先生的美学中所获得的一个基本启示。让我们再一次温习先生的遗训:

  深于情者,不仅对宇宙人生体会到至深无名的哀感,扩而充之,可以成为耶稣、释迦的悲天悯人,就是快乐的体验也是深入肺腑、惊心动魄;浅俗薄情的人,不仅不能深哀,且不知所谓真乐。〔21〕

  注释:

  〔1〕〔2〕〔3〕〔4〕〔5〕〔6〕〔11〕〔12〕〔13〕〔14〕〔19〕  见《宗白华全集》第一卷第193 、 194 —198、78、229、25、78—79、454、331—334、332—333、334、229页。 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12月版。

  〔7〕〔8〕〔9〕〔10〕〔15〕〔16〕〔17〕〔18〕〔20〕〔21 〕 《宗白华全集》第二卷,第405—406、1—2、4—7、18、14、26 —269—276、367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12月版。宗白华的美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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