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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诗人顾彬 他永远不会是一个固步自封的人

时间:2017-11-17 15:50     来源: 新京报     作者:王家新      点击: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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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作为一个具有广泛影响的文学人物,顾彬先生有很多身份:汉学家,教授,翻译家,诗人,学者,作家,批评家,等等。而对我来说最重要的,这是一位难得的可在一起把酒论诗的朋友。多年来的相识,我们之间的“诗谊”也在不断加深,我曾在文章中这样写道:“有了好酒我就想起他,想要与他一起分享,正如我有了好诗一样。”

谈诗人顾彬 他永远不会是一个固步自封的人
【图语:顾彬 】

  作为一个具有广泛影响的文学人物,顾彬先生有很多身份:汉学家,教授,翻译家,诗人,学者,作家,批评家,等等。而对我来说最重要的,这是一位难得的可在一起把酒论诗的朋友。多年来的相识,我们之间的“诗谊”也在不断加深,我曾在文章中这样写道:“有了好酒我就想起他,想要与他一起分享,正如我有了好诗一样。”

  近些年来,这位老朋友与我一起分享的,不仅是他的诗作,还有他用中文写就的有着独特味道的散文。一次我在微博上贴出了他的《翻译与死亡》《白酒和诗歌》《美》等散文,几天内被大量转发,竟有十多万的点击量,还有许多读者留言,盛赞其“德式中文”,说“这老头可爱”,或是说他们发现了“另一个顾彬”!

  非母语写作

  一场“文学冒险”

  近些年来顾彬在散文和诗两方面齐头并进,他还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新的身份:一个用汉语创作散文的“德国中文作家”,这在西方汉学家中十分罕见。在我看来,这也是他一生中最炫目的一次创造和尝试。他不仅勇敢地迎向了这一挑战,而且胜任了这个新的身份。

  说顾彬“勇敢”,因为正如美国华裔作家哈金在谈“非母语写作”时所说,这种语言“转向”对一个作家来说实在是一种“最大的文学冒险”。哈金这样认为,不仅出自他自己的经验,他还引证了纳博科夫的话:“从俄罗斯散文彻底转到英语散文是件极痛苦的事,就像爆炸中失去了七八个手指之后重新学会握东西。”那么,顾彬在其晚年做出这样的尝试,其勇气和艰辛我们已可以想象了。

  一个作家为什么会选择“非母语写作”?布罗茨基在《取悦于一位影子》一文中曾说:“当一个作家诉诸于母语之外的另一个语言时,要么是出于必要,如康拉德;要么是出于燃烧的雄心,如纳博科夫;要么是为了达到更大的疏离,如贝克特。”

  而顾彬的动因肯定不是单一的。但我只想说这首先是出自于爱——他对汉语言文化和文学的爱。多年来,他一直视汉语为他的第二母语。现在,他还要用它来重建一个生命的家园(他多次引用过北岛的一句诗:“回来,我们重建家园。”);或者说,他要试着用汉语来和文学“谈恋爱”。近些年来,他那些源源不绝的诗和散文,甚至令我想起了歌德的“第二度青春”。我想,正是因为这种爱,因为汉语对他的诱惑和激发,使他的生命在熊熊燃烧。

  翻译

  最重要的是同情心

  在媒体上经常出现的顾彬,可能会给人以某种过于直言、甚或“偏激”的印象,而用中文创作散文的顾彬,不仅是一个富有诗性想象力和感受力的诗人,也是一个幽默可亲、富有智慧和性情的作家。他的一类散文以一种诗的想象力取胜,还充溢着某种“酒神精神”的醉意。

  如他那篇书写他在波恩郊区的家所处山脉的散文《七山:白雪公主的避难所》。顾彬还有另一类漫谈式的散文,它们朴实如话,但同样幽默动人,并让我们见其智慧和性情。如《蚂蚁》一文,从他在汕头大学的早餐开始,然后向童年的记忆、向战后的西德延伸。全篇不仅写得幽默可亲,也有情有义,表达了“生命之同情”。而文中穿插的战后德国人对“杀人”罪过的反省,以及神学家施韦泽“敬畏生命”对他这一代人的影响,也使这篇散文有了更耐人寻思的意义。

  这类颇能见出顾彬“生命底色”的文字,可能会纠正某些人对他的偏见性印象。“傲慢”、“欧洲中心主义”,我不止一次听到这样的对他的指责。顾彬是很严肃,因为他赞赏的是那种“彻底的思想家”(《汉学与意识形态》),而不是他所了解的那类“红包批评”,但他傲慢吗?就我所感到的,却是他对生命的爱,对存在的倾听,对他者的体认、宽容和同情。我想也正因为如此,他才有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中介者”(萨托里乌斯语)。因为正如中国古诗、尤其是杜甫诗歌的杰出英译者、美国诗人雷克斯洛斯所称“对翻译来说最重要的是同情心”,翻译“是一种饱含同情的行为——以一个人自己来体认另一个人”;而我之所以信任顾彬,是因为我一直从他身上感到了这种难得的品质和能力。一次他给我打电话来,说起他在翻译我写童年、故乡、母亲的一首诗《柚子》,竟哽咽:“你知道吗,我哭了,哭了!”

  文风

  穿越于不同的语言文化之间

  作为一位“德国中文作家”,顾彬绝不满足于仅用中文“正确地”或流畅地表达,他更是用汉语创造了一种鲜明的、富有个性和特殊味道的文体——“顾彬体”。比如在《翻译与死亡》中,他在引用苏格拉底的“搞哲学这就是学死”后,发挥说:“搞翻译是好好学埋葬自己”,“所以我每天从事翻译,我同时每天学爱,学死,学一千个爱,学一千个死。”顾彬式的中文读起来“怪怪的”,却有一种特殊的表现力。甚至可以说,他以他的方式重新“发明”了汉语。

  顾彬这样致力于语言的发掘和创造性运用,和他的文学观完全是一致的。他自己对语言的高度敏感,这在对鲁迅《呐喊》自序的第一句话“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的解读中体现出来:“‘也’这个字不太引人注目,(但)它勾勒出了过去与现在、青年与老年、激情与绝望之间充满张力的一条曲线。”(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

  顾彬不仅视语言为一种根本的文学价值所在,而且在写作时要尽力直达语言的造化之功。他穿越于不同的语言文化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不同于一般“单语”作家的吸收和转化能力。这不仅在于他对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的化用,还在于他对汉语表达和资源的吸收。奇妙的是,他不是在生硬地借用,而是和汉语言文化达成了一种“亲密性”,一种从容、默契和自如。

  我们知道顾彬爱喝中国白酒,甚至可以说离不开它。读他的散文,我们就可以闻到酒味。如《白酒与诗歌, 瓶子和空虚》一文:“58°以下的酒对我来说不是酒,是水,可以用来刷牙,也可以用来洗脸, 但是不能用来作为仙人。”

  顾彬说过:“写诗,这就是回故乡,就是回家。”不过这里的“故乡”和“家”,显然已不仅是他的德国,或他在德国的出身地、位于下萨克森州的古老小城策勒了,而是他用“双语”为自己创造的一个生命家园。这里,我们不妨看看他在谈翻译时说过的一段话:

  “在德语中,翻译这个动词,是uebersetzen,它的第二个意思是‘摆渡’。……从此岸送达彼岸,从已知之域送达未知之域,连船夫自己也参与了这种变化。……翻译也意味着‘自我转变’:把一种外国语因素中的未知之物,转变为一种新的语言媒介,在这种创造性的活动中,我的‘旧我’离世而去。”(《翻译好比摆渡》)

  了解了顾彬的这种翻译观,我们就可以感到:他写诗,他翻译,他从事中国文学和思想研究,他尝试用汉语创作散文,就是为了从此岸到达彼岸,从已知到达未知,就是为了生命的更新和“自我转变”。

  这是一种来自德国的伟大传统吗?是的,法国大诗人瓦雷里当年就曾这样赞叹歌德:“他做到了认识自己、失去自己、重新找回并重新塑造自己、成为不同的同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瓦雷里:《文艺杂谈》)。我引用这段话,因为我想顾彬会完全认同这种生命哲学。的确,他永远不会是一个“固步自封”的人。诗使他燃烧,翻译使他燃烧,而用汉语创作散文使他又找到了一种让他燃烧的新的方式。在《中国作家最大的问题是不能等》中,他就引用了诗人特拉克尔的一句话:“往前面走,找你自己!”谈诗人顾彬 他永远不会是一个固步自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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