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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为基,描绘多歧文学史图景

时间:2019-11-09 11:13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李翰      点击: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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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傅斯年曾经说过“历史就是史料学”,真历史,只能是从真史料中去认识。经历史学家编撰,即便许为信史,已落第二层义。陈尚君先生的唐代文学研究,正如本书的题目:《唐诗求是》,首先求的是史料之“是”。

  傅斯年曾经说过“历史就是史料学”,真历史,只能是从真史料中去认识。经历史学家编撰,即便许为信史,已落第二层义。陈尚君先生的唐代文学研究,正如本书的题目:《唐诗求是》,首先求的是史料之“是”。

  陈尚君求史料之“是”,始终贯彻的两个发力点,就是史源的追溯与史料流传轨迹的寻绎。早期对《二十四诗品》的辨伪,便是因发现文献的断层,然后一路追踪,寻绎其记载、流传的轨迹,进而得出结论的。陈尚君的史源学,是真正的史料之源,与历史事件的发生同步。如书中《唐诗的原题、改题与拟题》一文,就是回到唐诗创作现场,努力追踪文本写作、修改、写定、传抄、刊刻的全貌,再现了诗歌文本完整的生长过程。唐诗与唐人的生活密切相关,很多作品产生于人际交往、饮宴酬酢之中,作者或编者结集时,往往又是一种风貌。通过一首诗不同阶段文本差异的比较,可以得到更多的信息。

  陈尚君先生对唐诗文本的校勘,打破一般古籍校勘以某一底本为依托,参考其他传世文本的传统方式,而是以每一首诗为独立的单位,寻溯其可靠的史源,从历时与共时等多个层面,全方位地考察其流传和刊布的过程。这开辟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穷极的文献范围更广,所耗精力之巨也百倍于传统校勘。陈尚君现在正以这种范式对《全唐诗》作全面的清理和校订,功成必将为学界提供一部最为信实的文本。

  文献是文学史的基础,陈尚君的唐代文学文献学成果,如《二十四诗品》的辨伪、杜甫晚年行迹的考订、诸多唐诗文本的勘误和辨伪,确实改变了我们对唐诗以及唐代文学史、文论史的许多认识,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陈尚君先生在《唐诗文本论纲》中说,“要把唐诗文本形成、刊布、流传中的多歧面貌充分地揭示出来,为后人的研究展开立体空间”,从史料入手,把历史存留的多样性展现出来,让后人获得近乎原生态的唐代文学的真实面貌,这是多么富有雄心的目标。

  历史研究,一般总是指向归纳,史学家的学术旨趣也都是通过自己的研究,垄断对历史的结论。陈尚君对唐诗文本的研究,却让一种开放性的历史研究成为可能,这又是一种研究范式的创新。他做出大量艰巨而具有拓荒性的文献工作,不是要垄断对历史的解释,而是为理解历史的多样性提供丰富而可靠的标本,激活人们解读历史的主体性。如果说陈尚君的研究对象,以及研究的一些基础方法,基本遵循传统学术路径,但他用传统方法所开辟出的研究范式,却极具现代性色彩。

  对于文学研究,确定的文本,是在文学意义上作多重阐释的前提;而事实上,真实的文学史却是由多歧的文本组成,把这一多歧的图景描绘出来,文学史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将呈几何级数增长。所以,陈尚君的唐诗文本研究,将使唐代文学研究突破瓶颈,迎来新的开阔气象。

  实际上,陈尚君自己在文献基础上,拓展文学研究的视野、场域,正在做出很好的示范。陈尚君不仅是“中文专业里历史最好”的学者,也是“中文专业里中文极好”的学者。每次在报刊读到陈尚君的序跋、书评、文史随笔,读到他那典雅而又流利、精炼而又生动的文字,既学到了很多知识,也感受到汉语文字表达的魅力,是学术与文学的双重享受。当前有学者提倡“述学文体”,陈尚君的文章就是很好的典范。文学的修养、眼光与情怀,在陈尚君的唐代文史研究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也是我们不应忽视的。

  比如他的《二十四诗品》辨伪,第一节就是从司空图生平思想、论诗旨趣、文风取向等文学与文论的角度,予以比较,发现“显而易见的悖向”,从而启动问题,展开探索的。再比如他早期的《杜甫为郎离蜀考》,是非常缜密的考证文章。不久前读到他发表的《杜甫生命至暗时刻的心声》,我想,在其撰写那篇考据文章时,杜诗所激起的文学感应,应该也是撰述的一个动力吧。实际上,在《杜甫为郎离蜀考》以及其后的《续编》中,杜诗是研究的第一手材料;《温庭筠早年事迹考辨》也是以温诗为主要材料,以诗意的解读为判断依据。除了这些诗中提供的历史、典章、名物等基础文献,细读文本,理解其所表达的思想、情感,才能将相关作品串起有效的证据链。由于研究的是文学文献,所以要尊重与认识到文学的特殊性。有时候对作品的风格、归属、写作时代等,审美的判断与实证研究互补,能发挥很好的作用。比如《张碧生活时代考》,作者疑孟郊集《读张碧集》一诗,可能为五代诗人徐仲雅的诗误植,就将该诗与徐仲雅所存的两首诗作比较,认为艺术风格较为近似,以佐证其推论。这说明审美判断与文学感悟,在陈尚君的文献研究中,有其重要位置。

  打破历史研究的威权垄断,以信实的史料为基础,发挥研究者的主观能动性,才能获得思想的自由,充分彰显研究者的个性。陈尚君的研究中,史料的信实与视角的多元、观念的通达相呼应,有着温暖的人文情怀。比如他非常重视被权威文学史所忽略的民间文学、中小作家、女性诗人。《从长沙窑瓷器题诗看唐诗在唐代下层社会的流行》,讨论民间工匠改写和拼接文士诗的现象,对唐诗在社会各个层面的传播,予以平等的观照。陈尚君近期的一系列文章,比如《文学史不可忽忘的胖和尚》,论五代通俗诗僧云辩;《一位无名诗人的进取与落寞》论晚唐小诗人王鲁复;还有在《古典文学知识》《文史知识》等刊物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介绍诸多普通的女性中小作家。这一研究取向,体现了陈尚君深刻的文学史观,笔端夹带温情,也蕴含着现代性乃至民主性的价值立场。文学史的权力,不应是被垄断的,文学史有多重视角,多样性的风貌。陈尚君在论王鲁复的文章结尾写道:“今人好谈文学史,文学史所谈的都是大家。而历史之真实场景,则有无数之大小作者,共同在挣扎奋进。他们的成就有大有小,他们的命运有幸有不幸,他们的作品有存有不存,但不能否认的是每一个人都以他的方式,写下一生的轨迹。”这又岂止文学,整个历史何尝不是如此。七略四部,留存下来的资料,都是被权力垄断的帝王将相史,升斗小民,要在字缝里去细细寻找。历史与文献考证,不就是要把历史的原生态揭示出来,打破权力的垄断么?

  关于本书文献学的成就与特点,以及陈尚君在唐代文学文献上的学术贡献,已有过很多专家撰文探讨,笔者疏阔,于文献一门隔岸看山,只能旁逸斜出,在边际谈一点阅读感悟。总的说来,陈尚君的唐代文学文献学,为建构丰富自由,具备充足主体性的唐代文学史提供了无限可能,如何消化、吸收陈尚君的成果,拓展、深化唐代文学研究,是圈内学者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史料为基,描绘多歧文学史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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